我只是沉默，沒有鬥爭，這是我的問題，我今天應該向毛主席請罪，但是，你呢？” 一位記性好得出奇的先生又搶過了話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卻不可以抵賴。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二十分左右，你說了一句有關劉少奇的奉承話。在第二會議室，你坐向朝南，左邊三個人，右邊兩個人，名字我就不一一點出來了，由他們自己站出來揭發。你說那句話之前還清了兩次嗓子，講完後喝了一口水，茶杯是藍色的，你真的忘了？” 兩個戴塑膠眼鏡的學生搬著五六本書、一大堆雜誌、教材上臺了，這種情況很少見，像是當場要公佈什麼罪證，全場立即安靜下來。其中一個皺著眉頭說：“‘文革’以來，大家熱衷於批判走資派，但是大學和其他單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動學術權威！”這話初一聽有一點邏輯，發言者感覺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調動，口氣更加昂揚起來：“什麼是反動學術權威？那就是假權威，不是權威！我們戰鬥隊經過四個月的艱苦努力，已經從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論文、教材中找出他們是假權威的證據六百多條，真是觸目驚心！這六百多條證據，將在《紅衛兵戰報》和《上海工人造反報》上同時刊登，現在，請我們的副總指揮選讀其中一小部分。” 站在他身邊的就是副總指揮。那個人拿起一本書，翻到夾著紅紙條的地方，開始“說文解字”。說的時候還會經常去翻邊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夾著很多白紙條。他的發言時間太長了，終於有一個穿著紅背心的學生衝上臺來，大聲地背誦毛澤東語錄來阻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但臺上那兩個戴塑膠眼鏡的學生沒理他，繼續邊翻書邊講。穿紅背心的學生為了表示抗議，下臺後憤而離場，跟著他離場的還有近百人，但整個會場至少有七百多人，絕大多數留下了，津津有味地聽著。不是認真地聽“說文解字”，而是興奮地聽一個個昔日的大專家如何在專業上被兩個造反派書生頃刻之間咬得千瘡百孔。全場瀰漫著一種快感。 ………… 這些發言，一般都能激發起一片片很誇張的口號聲。沒有誇張的是，被揭發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權威”在內，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臺發過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園裡便步履輕鬆，別人對他們也不敢小覷，總以為他們上臺發言一定獲得過當權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沒有被造反派阻止。這種心理氣氛，極大地鼓勵了大揭發和大批判，下一次大會也就開得更熱烈、也更殘酷了。 那麼，我可說說我的概括了：“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是用一種徹底失控的民粹主義，為平日遊蕩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惡，提供了一個發洩的機會，而且把這種發洩轉化為表演，轉化為文化，轉化為暴力。 “文革”時期在民間的風雲人物並不很多，他們各自的活動時間也並不很長，真正長時間大行其道的，是每個單位的失敗者、嫉妒者、投機者、錯亂者、無聊者，這些人由於特殊的政治機遇，成批地變成了誣陷者、栽贓者、報復者、洩憤者、審判者，而且都學會了裝扮，裝扮得大義凜然。 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觀察，這便是我與呂兆康四目一對便互相領悟的世態。 說得再大一點，這也使我歷來不大看得起那個總在誇張其事、總在偷襲別人的文人圈。我太瞭解他們。&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4）

那天表妹在校園裡呼喊我時，把我的心情立即帶到了另外一個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間煙消雲散，我趕緊問：“家裡怎麼樣了？” 表妹轉達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與他討論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點點頭，心想，我爸爸只與祖母、媽媽、叔叔商量大事的時代已經結束。 學院後門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車，乘足五分錢的最低票價可到膠州路、餘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鐘，到達江寧路、海防路口，那個十年前從家鄉搬來的家。 祖母還是趴在陽臺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閒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著一碗醬油百葉結，爸爸微笑著推到我面前。我說已經在學校吃過飯了，便坐下談正事。媽媽在裡間沒有出來，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陽臺，他們有意退避，讓兩個男人第一次平等對話。 爸爸說：“我的問題開始大了。一個當年同事，叫趙庸，你見過的，揭發我在一九五三年參加過一個座談會，為一位私營企業家說了好話。他當時作了記錄，現在把記錄上繳給了造反隊，成了罪證。” 我問：“這有什麼罪？” 爸爸答道：“他們說，這是在解放之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剛剛開始戰鬥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