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一個學生都非常想盡可能多地得到A，得到老師的欣賞。這樣，以後的發展就相對比較順利。但是國內的考研和找工作似乎都不怎麼在乎大學成績，所以成績好一點壞一點影響不大。其次是因為美國大學的自由度比較高，大家可以非常自由地選課。比如我們可以在哈佛任何一個學院選課，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和TUFTS大學選課，這些學分都是被學校認可的。也就是說只要修滿自己本專業的基本學分，就可以天馬行空地去選自己喜歡的課，而自己喜歡的課肯定會很投入地學習。

其次，我在這裡很大的一個感受就是社會多元化、校園多元化。在美國，人們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移民社會的各種挑戰，這是美國人很自豪的事情，但同時也是非常棘手的事。今天晚上一個很著名的教授來講座，院長和教授也坐在學生中間一起聽，氣氛非常好。我負責整個講座的錄影，所以能更清楚地看到每個人的表情。講座中教授提到，紐約生活著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移民。後來再一想，就在哈佛這麼一個地方就生活著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學生。因此每個學生和教授對多元文化是非常習慣的。比如今天早上上課，一個黑人女孩突然站起來對著全班學生大聲唸了一篇我們都沒聽懂的經文（不知道是什麼宗教），然後很坦然地坐了下來。教授和同學們似乎已經很習慣這一切，你念你的經、我上我的課，反正老師的麥克風聲音大。第三個感受就是美國學生的主動性。東方文化強調“多聽少說”，所以很多亞洲學生剛來的時候幾乎只聽不說，我就是一個典型。不過慢慢發現不行了，因為美國學生上課時手似乎沒放下來過，生怕沒有機會表達自己。老師只是引導，學生討論是最重要的課堂內容。“blabla。。。”每一個人就像一個演講家。而我也因為不喜歡說話而收到了教授一封“委婉”的信，他信中寫道：“Alex；　what　happened　to　you？　Have　you　met　with　any　technological　problems？（Alex，為什麼上課聽不到你的聲音；你是不是遇到了什麼技術故障？）”於是我馬上調整風格，投入了“熱火朝天”的討論中，終於解決了“technological　problems”。我很欣賞這種學習的主動性，我覺得東方的教育方式應該有所調整，不應該要求學生不說話，而應該鼓勵學生更智慧和幽默地說話。

第四點就是對殘疾同學的幫助。我們有一門課上有個女孩子是“聽力受損”的同學（我覺得這個詞比較禮貌，英文是Hearing　Impaired），每節課都有兩個手語老師輪流給她打手語翻譯。學校專門設有殘疾學生辦公室，號召大家為殘疾同學做筆記，然後學校付費，大概一個小時14美元。邊上課邊掙錢自然會有人做，學校這種人性的關懷自然會帶給學生很大的溫暖和幫助。有了這樣的潛移默化，學生畢業以後也會去關注殘疾朋友，幫助殘疾朋友。

請讓我來幫助你！（1）

今天意外地提前完成了一篇非常難的assignment（作業），這意味著週末我又可以去旅遊了。我們Richards宿舍二樓的25個樓友團結在一起得到了　“extra　money”，所以就“冒上”來寫完這篇日記，介紹一些哈佛學生的互助制度。

首先講一講哈佛同學間在學習上的互助。前面提到美國大學的信用制度，A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都努力想得到A。A的數量並不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做得好，那就都是A。這樣利益並不衝突。何況世界這麼大，明天你在哪個角落都不一定，所以我們一起來互相幫助吧。學生互助最常見的形式是自由組合的study　group（學習小組）。每當一個作業佈置下來的時候，我們就會各顯神通。你可能會參加老師和助教的複習課，我可能會去問學長，你可能會幫我潤色語言，我可能會幫你收集思路，大家電子郵件一發，約好一個時間，討論半個小時，基本上再難的作業也能完成了。以我今天為例，本來今天早上還覺得不可能完成這個作業，實在太難了！67頁的資料要分析，但是折騰了一天，又是找老師，又是參加助教的複習課，然後和一個印度朋友討論（印度、印尼、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同學的英語很多都是母語水平，雖然都有自己國家很強的口音），於是做出了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報告，然後把作業發給study　group的成員，大家互相修改。這樣大家都可以提高。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分析能力都得到了鞏固，並且提高了大家的團隊意識。互助還體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