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因此，大革命失敗了，黨的一把手罪責難逃！實際上，聯共（布）中央壓根兒沒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識分子的中共，他們先去拉攏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吳佩孚，失敗後又去聯絡佔據華南一隅的孫中山，他們派給國民黨的總顧問鮑羅廷比國民黨人更不屑於與陳獨秀們打交道。你要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他們就指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里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讓更多的人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就批評你要“嚇跑中派和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語）；你要憤然退出已經拿自己不當東西的國民黨，他們的特使就專程從大老遠的莫斯科趕至上海當面制止，後來乾脆把共產國際遠東局搬到了上海，以便當面管束你！你不是沒提出反擊蔣介石軍事獨裁的決定，更不可能不想擁有自己的武裝，但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一方面決議“關於紅色部隊的問題眼下仍不作決定”，一方面卻決定給廣州的國民黨“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九千支、機槍一百挺、手榴彈一萬枚、一些擲彈炮、飛機六架和無煙火藥等；給馮玉祥和嶽維峻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五萬支……”，從政治到經濟，你都一無所有，所以，你徒喚奈何！等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從鮑羅廷、羅易等洋人那兒傳達過來後，你還有能力去讓農民“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嗎？還來得及“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嗎？還有權力“成立以著名國民黨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嗎？所以，你，陳獨秀，只能成為替罪羊，被罩上一頂昏天黑地的“右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陳獨秀離開了領導崗位，但蘇聯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國，於是，就召他去莫斯科“從事理論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國自由，但陳獨秀卻“英明”地拒絕了。直覺告訴他，此去蓬山無歸路。事後發生的一連串人間慘劇也真的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為掩飾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過失，不光抹掉了一個陳獨秀，過後還把蘇###內與中國事務有關的一百六十多位高階幹部殘酷處決！這其中，就有許多陳獨秀所熟悉的人，如鮑羅廷（駐國民黨總政治顧問）、布勃諾夫（蘇共中央書記兼政治局中國使團團長、曾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加倫（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季山嘉（軍事顧問團團長）、加拉罕（蘇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米夫（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羅明那茲（共產國際特使、八七會議的實際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時的蘇聯政府特使越飛是被迫自殺的。而最早引蘇共密使進入中國的我的山東平度老鄉、蘇###員楊明齋，曾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國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謂的“肅反”中一併被殺害！當年擁護或反對斯大林中國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說得非常公道：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5）

但即使陳獨秀被罵成了“取消派”，這位鬥士還是不肯取消戰鬥。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週年的日子裡，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託派的主張，改變由斯大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線。說來令人赧顏：上一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是在蘇聯首都召開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聽訓。開幕式上，在主席臺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於中央的不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徵、蔡和森等，也不是會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工人代表向忠發，而是威嚴無比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同志和他當時的親密戰友、蘇共負責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同志。蘇聯人直接上臺了。斯大林無比莊重地告訴中共：儘管大革命被陳獨秀葬送了，但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領袖頭上神聖的光環照暈了人們的眼神兒，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法竟成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然而，陳獨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動挑戰，要黨改變由英明的斯大林同志親自制定的路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決然地開除了這位前任總書記及若干追隨者的黨籍，行動之迅捷，甚至連“遠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實，在被自己手創的政黨開除之前，已經有託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員陳碧蘭向陳獨秀透露了這一訊息。陳碧蘭在回憶錄中寫道：

獨秀聽了我的敘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我說：“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