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落後的“國民性”，尋求療治的方法，這是當時許多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十分關注的問題。魯迅遠在日本讀書時就把探討“國民性”問題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因為要救治國人麻木的精神，他才決定棄醫從文，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老舍也是這樣的：他從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開始，就表現出對於中國民族性思索的興趣，在《二馬》中他幾乎傾注了全力以藝術的對比手法展示了我們民族在精神上的消極現象。當時他還只是一般地從民族復興的角度觀察問題，到了寫作《貓城記》時，亡國的危險，擺在每一個愛國者的面前，他痛感民族精神的遲滯而愚鈍，這時他就不是一般地提出問題，而是把振奮民族精神、醫治落後“國民性”問題看作是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任務了。

但是，老舍並不能解決這個課題。他因而陷於悲觀：“一個文明的滅絕是比一個人的死亡更不自覺的；好似是創造之程（疑為“神”——引者）已把那毀滅的手指按在文明的頭上，好的——就是將死的國中總也有幾個好人罷——壞的，全要同歸於盡。那幾個好的人也許覺出呼吸的緊促，也許已經預備好了絕命書，但是，這幾個人的悲吟與那自促死亡的哀樂比起來，好似幾個殘蟬反抗著狂猛的秋風。”這自然又表現著作家思想上的侷限。

在黑暗中徘徊

《貓城記》是一部在內容上充滿矛盾的作品，對它採取簡單的肯定或簡單的否定，都是不適當的。

老舍試圖在《貓城記》中概括舊中國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全部“病象”，然而作家當時在主觀上並不具備正確分析這些“病象”的能力，加以選取了限制很多的諷刺小說的形式，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處置不當或評斷失誤的地方。

第一、在探索愚弱的“國民性”形成的時代的社會的根源時，在探索如何改造這種“國民性”的途徑上，作品出現了明顯的偏頗。當他從生活的直感出發，描述社會生活中的消極現象，描述落後的“國民性”的諸種表現時，他是富於機智和智慧的，許多評斷鋒利而又準確，但是當他進一步思索這種落後的“國民性”何以形成以及如何改造時，他就顯得十分軟弱無力，所見不深了。在他看來，人們性格、精神上所以出現了危機，是由於“沒有人格，沒有知識”，而所以如此，又是由於缺少正確的教育。《貓城記》中對舊教育的批評是尖銳而深刻的。“大家想多發一點財，而不是想叫子弟多明白一點事，是想多造出新而好用的東西，不是想叫人們多知道一些真理。”“學校裡有人，而無人格，教員為掙錢，校長為掙錢，學生為預備掙錢，大家看學校是一種新式飯鋪”，“皇上沒有人格，政客沒有人格，人民沒有人格，於是這學校外的沒人格又把學校裡的沒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作品中小蠍曾經說過：“我相信有十年的人格教育，貓國便會變個樣子。”“社會黑暗，把社會變白了是誰的責任？辦教育的人只怨社會黑暗，而不記得他們的責任是使社會變白了的，不記得他們的人格是黑暗的星光，還有什麼希望？”這自然是小蠍的主張，但其中也透露著老舍本人的傾向。這自然是膚淺而又未能切中時弊的意見。所以兩年之後他在重新檢視作品的思想時，曾經遺憾地指出：“眼前的壞現象是我最關切的；為什麼有這種惡劣現象呢？我回答不出。”（注：《我怎樣寫〈貓城記〉》，《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作家曾試圖回答，結果是失敗了。

第二、“諷刺了前進的人物”（注：《老舍選集·自序》。），諷刺了黨所領導的群眾運動，是《貓城記》思想內容上嚴重缺陷之一。作品中以隱喻的方式不正確地描述了“大家夫斯基”、“大家夫斯基哄”以及信仰“馬祖大仙”的學生之間的爭論。作品的描述，因為採取了隱喻的方式，這就很難準確地反映事實的面貌；評述的任意性，也給評述的內容帶來嚴重損害。我們今天應當具體地分析作家產生這些糊塗認識的主客觀原因。首先，三十年代初期，我們黨內曾經發生過兩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先是“立三路線”，以後是王明為代表的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路線），黨的群眾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左”的指導方針的影響，這是一個歷史事實。老舍當時只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既未直接參加群眾運動，又不瞭解中國革命的全域性，當然更無從把握革命發展的總趨勢、主流、本質。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觀感發生錯誤幾乎是必然的。其次，他對於具體問題的觀察，也有以偏蓋全的錯誤傾向。誠如他自己後來所講的，“這是因為我未能參加革命，所以只覺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