鶉說墓適隆�

徐靜出國時，孩子剛剛一歲。

備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悅，一朝變成遠行的車票時，那份骨肉分離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內心。

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年輕的母親對孩子的牽掛，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每天從早到晚高強度的學習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顰一笑就馬上出現在腦海。

關於孩子的一切訊息，成為徐靜最大的慰藉：

“那時通訊非常不發達。沒有電話，更沒有電子郵件。一封信從廣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個月的時間。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對孩子的思念之情，幾乎每週都寫一封長長的家信。在信裡，他詳詳細細地描述孩子身上發生的每一個故事，記錄孩子成長的每一個細微變化：什麼時候又長了一顆牙，什麼時候開始走路，什麼時候開始咿呀學話，什麼時候開始學唱兒歌……。每一封來信可都是寶貝。每封信我總要翻來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幾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了。”

丈夫是單位的領導成員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還要承擔起撫育孩子、贍養老人的重擔。蘇聯同事對中國學生的長期兩地分居大為不解。很多蘇聯朋友對徐靜說：“在我們蘇聯，如果夫婦一年不見面，肯定會各找各的。你們居然會分居四年！徐靜，相信我說的話，你的丈夫不會等你的。他肯定會有別的女人的！”徐靜總是堅定地回答：“不會的。我瞭解我的丈夫。我相信他會等著我。”

第十章　紅莓花開（4）

1959年，徐靜學成回國了。

當徐靜走出車廂，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臺上等候的丈夫。三年不見，他明顯地老了。

“來，叫媽媽！”一個虎頭虎腦的男孩子怯怯地從丈夫身後挪了出來。

三年了，孩子從懵懂無知的嬰兒，長成了一個健壯伶俐的孩童。

突然見到記憶中未曾謀面的媽媽，孩子一下子又興奮，又緊張。

“媽媽，歡迎您回家！”孩子雙手高高舉起一束野花。徐靜的淚水剎那間噴湧而出，一把將孩子緊緊摟在懷中，在他紅潤的臉蛋上吻了又吻……

一進家門，兒子馬上鑽到櫥櫃裡。正當徐靜納悶的時候，孩子雙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個小籃子，裡面是三個雞蛋。

孩子快活地說：“媽媽回來了，我們終於可以吃雞蛋了。這是外婆專門給媽媽留的。”　徐靜的淚水唰地一下流了下來。

“丈夫的每次來信裡，總是說家裡豐衣足食，國內一片歌舞昇平。直到這一刻，我才知道國內竟然遇到這麼嚴重的經濟困難，家裡的日子這麼艱難。”

徐靜既心酸又無奈，埋怨丈夫為什麼不告訴自己事實真相：“早知道家裡連雞蛋都吃不上了，我隨便從蘇聯帶回幾盒罐頭和黃油，也能給孩子補充些營養呀！”可丈夫回答：“告訴你又能怎樣呢？反而會影響你安心學習……。”

幾十年以後，回憶起這段往事，徐靜老人眼裡又一次噙滿淚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蘇浪潮中，有千百個像陳國藩、徐靜這樣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長期分離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獨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擔了家庭的全部重擔。在民生最艱難的時候，他們承受了雙倍的艱辛和付出。

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堅守承諾，海外學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和研究之中。在學子們的成就與榮耀背後，凝聚著留守伴侶深沉的情感和無私的奉獻！

異國情緣

來到蘇聯的大批中國留學生，如同從東方吹來的清風，輕輕拂過白樺林的樹梢。

在蘇聯姑娘的眼中，中國的小夥子們簡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們品質樸實、作風正派、學習刻苦、紀律性強，既不酗酒，也不打架。雖然表面上不那麼放得開，可是內心火熱。用蘇聯姑娘的話來講，“就像暖水瓶一樣”。

而蘇聯姑娘健美的身材、開朗的性格、大方的舉止，也同樣吸引著中國男孩子們的目光。

東西方兩種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發了愛情的火花。

沈菊生給我講述了一個故事。

莫斯科某學院有一位叫劉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經完成了全部學業，正在準備論文答辯。一天，他在地鐵站看到一位蘇聯姑娘，拎著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來。劉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幫姑娘搬執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