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子，不交錢，就說這地方窩藏通緝犯，有指紋有‘證人’，讓你生意也做不下去。”

“死無對證，一面之詞，”駱聞舟說，“其他證據呢？”

“第一是法醫的驗屍結論，顧釗死前確實和羅浮宮的負責人發生過肢體衝突，種種細節和目擊證人證詞對得上。”

“第二，是我們在顧釗值班室的儲物櫃裡找到了一打一樣的指紋模子。”

“第三是人證，老煤渣一個人說的，老楊和我們都不信，但我們在火場現場的殘骸裡找到了一個沒燒完的筆記本，是顧釗平時貼身帶著的那本，燒掉了大半，上面隱約能辨認出幾個地名和人名，人名都是線人的代號，地名則應該是顧釗近期走訪過的商戶――我們把這些人全都給叫來問了話，只有一個商戶老闆可能是怕惹麻煩，一問三不知，不肯作證，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招了。”

駱聞舟心裡一沉：“證人都是備過案的職業線人？”

線人有很多種，有為了賞金起鬨的，有零零散散“打零工”的，有戴罪立功的，還有就是職業線人，這些人在警隊裡有備案資料，跟警方合作過不止一次，有時候幾乎就像警察的臥底，信任度高，關係非常密切。

證據鏈不夠無懈可擊，可當事人已經死了，證人又都是這種……

“顧釗生前為人仗義，和線人關係好是出了名的。”陸有良說，“他們的供詞，我們不得不慎重。最早出現盧國盛指紋的酒吧監控沒拍到盧國盛，酒吧的工作人員對盧國盛沒印象，卻有一個調酒師指認了老煤渣，老煤渣後來承認，盧國盛的指紋是他偽造的——也就是說，這個失蹤一年的通緝犯在燕城出現的事，完全是人為捏造、子虛烏有。”

仔細想想，一個在本地製造了轟動案件的通緝犯，能藏匿一年之久不被發現，還大喇喇地在外面喝酒，這件事本身就讓人充滿疑慮。再加上顧釗對這事非同一般的工作熱情和執著，與他獨自行動、甚至藏藏掖掖的行為……駱聞舟感覺，單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他已經快被這個結論說服了。

“但是說他索賄，索賄的錢呢？存放地點在哪？用途是什麼？”

“錢在他家裡，現金，床底下搜出來的，總共有五十多萬，數目跟證人說的大體對得上——他母親得了癌症，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診斷書在那堆錢下面壓著，顧釗家境很普通，父母是農業戶口，父親沒得早，家裡人丁也不興旺，母親在他們鎮上一個百貨公司工作，工作是臨時工，公司也不正規，早些年人都沒有交保險的意識。一場大病下來，這些錢恐怕都還不夠。”

動機明確、物證昭昭，鐵打的證人言之鑿鑿。

別說顧釗死了，就算他還活著，也說不清楚。

“當時的社會環境沒有現在寬鬆，網路也不發達，市局出了這麼大的一樁醜聞，當事人又死了，所以領導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捂住不許再提，現在你去資料庫裡查，是查不到的……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真相來得太遲了。

駱聞舟沉默了好一會，忽然說：“陸局，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

陸有良抬起眼，正對上駱聞舟從後視鏡裡折出來的目光。

“咱們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總會有些案子是沒結果的，在警力有限的情況下，就得按著輕重緩急暫時擱下，但專案組撤了，案子還在，只要不違規、不跟其他工作衝突，相關負責人繼續追查，一點問題也沒有。”駱聞舟說，“顧釗當時為什麼非得獨自行動？”

即便他是不想給別的同事增加負擔，選擇單獨調查，但一旦查出些進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時候，他就必須要找同事配合——因為按規定，警察私下行動，在沒有知會任何人的情況下取得的證據是不合規的，拿回來也是僅供參考，沒有價值。

陸有良短暫地沉默了下去。

駱聞舟緩緩把車停在路邊，車頭對準了市局正門，公安標誌上碩大的國徽折射著正午的日光。

“陸叔，”駱聞舟低聲說，“這裡就您和我，該說不該說的，不會流進第三個人的耳朵。”

陸有良垂下眼睛，終於幾不可聞地出了聲：“對，如果顧釗是冤枉的，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我們的隊伍不乾淨。”

車裡只有空調的“嗡嗡”聲，陸有良有一下沒一下地敲打著自己的膝蓋。

陸有良：“意外發現盧國盛的指紋後，我們在原本的懸賞上又加了五萬，公示後，幾次三番接到舉報電話，說是在某地見過類似的人。不管多快趕過去，都是一無所獲——後來這也成為通緝犯一事不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