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係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一個人的責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著的那幾個是敵人，坐著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麼分明。什麼“馬馬虎虎”，“將就將就”，“別太叫真”這些常在我心中轉來轉去的字眼，全一股腦兒飛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麼一來，我心裡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

這不僅是控訴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我曾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幹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復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面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眼前跪著，顫抖著的傢伙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位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控訴完了，他轉過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規規矩矩的鞠了一躬。這一鞠躬的含義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過來的。我也要立起來，也鞠那麼一躬！人民是由心裡頭感激毛主席。不是僅在嘴皮子上說說的！

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捨不得那些舊有的習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裡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我願在這個學校裡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

二、文藝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裡，沒有一篇這麼明確地告訴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去服務的。可是，狂喜之後，我發了愁。我怎麼辦呢？是繼續搞文藝呢，還是放棄它呢？對著毛主席給我的這面鏡子，我的文藝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為是十足的一個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藝形式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毛主席指示：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麼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裡繞圈圈。我最遠的“遠見”是人民大眾應當受教育，有享受文藝的能力與權利。享受什麼樣的文藝呢？很簡單：我寫，大家念。我寫什麼呢？隨便！我寫什麼，大家念什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確是可以這樣狂傲無知的。這種狂傲使我對於工農兵，恰如毛主席所說的，缺乏接近，缺乏瞭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我真發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裡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經都慢慢地癱瘓了。我每每覺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還是照舊可以寫東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個文人所應有的，不必改變。作品呢，不管有無內容，反正寫得光滑通順，也就過得去了。這樣的癱瘓已久，使我沒法子不承認：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應當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以為，仗著一點小聰明和長時間的寫作經驗，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吃文藝飯。可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

我怎麼辦呢？

首先，我決定了態度：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聽從毛主席的話是光榮的！假若我不求進步，還以老作家自居，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肯聽，就是自暴自棄！我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