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贊成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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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與帝王文化的分界(1)
(一)
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其《中夜不寐》有云:英雄欺世慣,賢聖誤人深。
上句實況,下句武斷。聖賢就其言論而言都是可供參考、可供借鑑的。英雄借為欺人之具,那就和聖賢本人無關了。即令此聖賢不出生,他也會另覓意中人,此一點真可說是防不勝防。
但凡是中國的,都是不好的。當年先進的左翼文人,要“把月亮一筆勾銷”,要清算月亮,進而視賞月和吃月餅,也是封建的、落後的、舊式的。可是林語堂先生反駁他們,“而與女學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卻是進步的、革命的,因巧克力糖來自西方”。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自然也為其所不容。如此之西化,則此輩所要的西化是何物,也可不問而知了。只要西方的外在,而鄙棄其內裡。
其實這不是他們的文化觀出了什麼問題,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醬缸裡面浸泡太久,或者根底淺薄見風就是雨。
關於傳統,備受抨擊。對其反詰,只需一問:希特勒極喜歡瓦格納的音樂,我們能說這音樂煽動了、鼓動了、發動了他的殺人神經,或給了他殺人的暗示嗎?在美國那樣合理有效的政治框架之下,他們所讀的,總不會是什麼經書了吧?但照樣有很壞很壞的人,極左高燒倘若不是胡佛、麥克阿瑟,不是里根等人的銳眼,並依制度的力量予以掣肘,恐怕是早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帝王對文化,多是別有用心的,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吳虞喊打倒孔家店,我看該打倒的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凱、張勳、張宗昌……從秦始皇到袁世凱都有個人的原因,缺德,寡情,惡形惡神。子不語怪力亂神。聖人沒有教他們殺人越貨……傳統文化講求的責任、良知、道義,在他們歷代的統治中何曾見到絲毫的影子?
最切要的是改變政治體制的結構,根源是政體文化,造成這樣的局面,傳統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自可繼之,不合理成分,則非而棄之。
傳統家訓的溫、良、恭、儉、讓,和美國的公民教育,我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美國的家長,不為孩子創業,鼓勵個人奮鬥,與古來士大夫家書“不靠祖宗餘蔭”的想法,也可說是同聲同調的。
制度對了頭,政治上了軌道,文化就不成其為問題。
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阿奎那“外來的客商會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響,如果市民專心於做生意,他們就有許多做惡事的機會”。他們都怕錢對人心的腐化。其實不是“錢”,不是那銅錢紙幣或硬通貨,而是人性。因此需要體制框架,在沒有這樣的框架之前,東、西方的哲人提出正人心,多數還是出於好意。但由於沒有框架支援,就會流於玄虛、空洞、說教,或為烏托邦試驗家所利用,於是人民大起反感。
最緊要的是憲政的框架,*的模式,三權分立的制衡,國會立法的獨立,政治*化,經濟市場化,文藝自由化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傳統文化也會變成、也可以變成“建築材料”,即文化建設的基本因子。
日本、韓國甚至柬埔寨、緬甸都已實行大選,我國臺灣地區,他們對傳統文化並沒有恨之入骨,相反,善而用之,善而化之,也就善而享之。
林同濟先生說的中國傳統官僚的四種毒素:皇權毒,文人毒,宗法毒,錢神毒;胡適說的中國的病根在貧、懶、奸、滑……都似是而非,錯在認為罪惡是這些災難的原因。有的是結果,如貧窮困窘,不是原因。又如錢神毒,貨幣實為社會人生之所需要,只是專制下,沒有規矩,沒有遊戲規則,或其規矩制下不制上。就人性而言,除少數聖徒外,沒有不愛錢的,莎士比亞劇本中的那一篇有名的“錢神論”,適用於所有的人群和人性。腰間無銅,困住英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關鍵看在一種什麼樣的機制下去規範人性的負面盲動。所以根子是在體制上,即在政治文化上。從來沒有享受*政治的,沒有資格攻其弊病。然而假如專制得以祛除,享受*政體有日,再觀其民性,則由鬼變人,指日可待。
傳統文化與帝王文化的分界(2)
制度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對於文化亦然。只有將制度先期改變,文化方能隨之啟動;制度未變,而欲變其文化,乃揪己頭而欲離地球矣。只有在改變制度的過程中,實踐中,由人去捍衛,去創立,才能隨之產生新的良性文化機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