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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當大隊會計的幾年時間裡，不管是在畜牧點或飼料地巡視，還是一塊去公社開會，不知有多少天和喬格勒布相隨、相伴。有時他分配了牧業活計，我隨後趕去確定勞動量、記工分；有時他捎話讓我到畜牧點和他一起核點牲畜、處理難題；我也時常有看不準的事情向他請教，經常就隊裡的問題請他做決定。天長日久，朝夕相處，我們相互信任，結下友誼，而長期的信任和友誼更形成了工作上默契。

在朝夕相處的歲月裡，我對喬格勒布及其身世有了更多的瞭解。據說他家境貧寒，很早就失去雙親成了個孤兒，起先在白音敖包阿勒善圖廟裡當小喇嘛，解放後做了當地的通訊員。後來牧區畜牧改革，這個什麼苦都吃過的孩子，長成各方面都非常能幹的小夥子。由於在生產和合作化運動中表現出色，較早便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後來不知道什麼緣故，他竟找了一個當時被定為牧主成分的牧民的女兒為妻，後來生了一個兒子。當我們知青去時，他們家包著一群羊，平時由他的妻子和步履維艱的舅舅經營。他在隊裡當幹部，一家人日子過得也算其樂融融。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歲月流逝似飛箭，終身難忘插隊情（7）

在幾年的時間裡，我們為隊裡的畜牧業生產奔波勞累，既有風調雨順牲畜數量連年猛增後的喜悅，也有面對草場緊張、畜群點不足、阻礙長遠發展的憂慮。在茫茫的草原趕路或下馬漫步，我們經常在一起就隊裡畜牧生產發展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我記得那是1973年春天。針對當時畜群漫放的原始作業方式，牧民因草場產生的爭議，因牧民責任心不強造成的羊羔遺棄、產羔率低及牲畜丟失等狀況，我們一起想出了畜群牧放責任到戶、劃區牧放，實行母畜產畜率定額，採取了少了扣工分，多出歸己的辦法。以此增強牧民責任心，實行獎優罰劣，促進牧業迅速發展，以牧業發展促進飼料地建設，反過來飼料地發展為牧業發展提供保障。這種辦法類似於後來安徽農村改革時興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非常令人遺憾的是，1973年9月我因被選調上學離開了牧區，未能和喬格勒布一起實現當初的設想。後來，我聽說隊裡也實行了將牲畜所有權全部分給牧民，由牧民自己經營牧放的做法，但那已是七八年以後的事了。

選調走後，我們曾經有過書信來往，但由於牧區交通不便，又沒有電話，喬格勒布每次寫信都要求人幫忙，一封信來往需要十幾天時間，以後漸漸地聯絡就少了。

改革開放，人們富裕起來，牧民經營自己的畜群，收入大幅度提高。1996年他主動給我們來信說，牧區牲畜都分到各戶了，每家都有十幾萬收入，許多牧民在旗裡買了房子。他自己還當了旗裡的政協委員，特別歡迎我們回去看看。因那年有些特殊情況，我們沒有去成。1998年當我們在下鄉30週年紀念日的時候返回江岸，喬格勒布已於一年前因病去世了。聽當地知青告訴我們，那年喬格勒布為準備迎接我們回去，特意租用一輛汽車到烏蘭花買了許多食品，結果也沒有等到我們。聽到這些，我們非常懊悔，這成為我們終身的遺憾。

喬格勒布是天津知青在江岸的守護神，又是我們走上社會的引路人。他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他騎馬的坐姿，行走的體態，特別是他的品行和精神，我們永遠無法忘記。

每當工作之餘或生活閒暇，我回憶起在牧區草原那段經歷，喬格勒布那熟悉的身影就會浮現在我的眼前。喬格勒布……蒙古族兄長，你的名字永遠銘記在我們天津知青的心中。

難忘的手繪地圖

說起地圖，現在人們已經屢見不鮮。在書店、在車站、在報亭，不同出版社印製出版的不同版本、不同區域、不同需要的地圖，琳琅滿目。但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地圖還是個比較少見的物品，即使能擺上櫃檯的也僅有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那是單位購買和懸掛的專利，而省市縣和地區的地圖還作為保密資料，不允許外售、外傳。

我這裡說的是一種手繪地圖，是徒手用筆在普通白紙上畫出來的地圖。正是這種手繪地圖當時成為我們插隊在內蒙古大草原上知識青年不可或缺的嚮導。

那是在1968年9月，我們天津十名知青來到了內蒙古四子王旗腦木更草原插隊。我們所在的江岸大隊，70多戶人家、50多群牲畜分佈在方圓1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廣袤的草原，寬闊平坦，經常走幾個小時見不到人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