籲一口氣，如釋重負的到上海北火車站去搭乘火車。這時候，國庫存金已經有絕大部分運到臺灣了。

……庫存黃金運送臺灣一事，完全是俞鴻鈞個人鑑於時局逆轉，默察形勢，當機立斷，所作的一項重大決定。因此他在黃金安然運抵臺灣之後，必須由上海連夜乘車直駛南京，向最高當局當面報告。……兩天後，上海第一大報申報出現了一則簡短的訊息，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是什麼物資，一共運出了多少箱來？一概語焉不詳。至於把中央銀行錯成了中國銀行，那是因為兩行本來就比鄰而設，而且還共享一條巷子進出的關係。

此書是1986年出版的，蔣介石已於1975年過世，強人時代已進入末期。臺灣繼任領導人蔣經國，糖尿病等慢性病纏身，風燭殘年，於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開放黨禁，並開放臺灣民眾大陸探親。在這種時代的潮流下，《俞鴻鈞傳》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陸黃金運臺的敏感往事。

但是，這段記述中有些明顯錯誤，首先是俞本人單獨作此當機立斷的一項重大決定，這可能嗎？這牽涉中央銀行之外的其他獨立機構，像海關、陸海軍，以央行總裁有權調動嗎？其次，另項錯誤是並非由海軍的軍艦運，是用海關緝私艦運送，軍艦（“美盛”或“美朋”號）僅做護航的工作。如前述，此批黃金確如報載，是由中國銀行運出，是“俞傳”作者錯了。

此件極為重要的關鍵決策，若無當時在南京的蔣介石總統在幕後決策，那位俞總裁就實在是太“膽大妄為”了，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總裁，也是蔣刻意安排的！且看這一年的前幾個月蔣的行蹤及動作：7月18日，他頒佈“全國總動員令”，表明“戡亂到底”之決策；9月27日，解放軍攻克濟南；10月2日，蔣巡視瀋陽，已知東北整個局勢惡化；10月5日，抵天津，瞭解整個華北也須做最壞打算；巡視完東北及華北後，到上海，10月8日召見俞鴻鈞及蔣經國，極可能蔣於此日已指示俞應做最壞打算。照前述，蔣日記到11月裡已決定把央行大部黃金轉移“儲存地點”，此“安全地點”就是隔海的臺灣。

海關緝私艦“海星號”運金（3）

之前，蔣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齡訪問臺灣，於27日在臺北發表感想說：“以臺灣教育的普及，社會基礎的健全，三五年之後，必可成為中國之模範省。”雖是官方文告，可謂印象良佳，尤其*打游擊出身，沒有海空軍的基礎，臺灣海峽就可成為安全的天然屏障。

這種以臺灣為未來國民黨政府之“復興基地”、逃亡之“避風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記裡所說：“縮小範圍……另起爐灶”（1948年11月24日）。如前述、蔣早在1948年2月已經以自己官邸衛隊中的親信官佐作為基礎的一支“臺灣警備旅”，在臺成軍（俞濟時：《八十虛度追憶》）。原任衛隊副的王惕吾（後以運臺黃金開辦《聯合報》及美洲《世界日報》）即擔任其中第二團團長。“臺灣警備旅”在1950年普遍縮編的情勢下，反而逆流擴編為一步兵師［《撤臺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1958）》］。1948年11月初瀋陽失守，東北全陷，國民黨軍隊精銳的32個師完全喪失，解放軍大舉入關，淮海戰役開始。該月下旬，黃百韜兵團覆沒。11月28日，宋美齡飛美，爭取美國給予緊急軍事和經濟援助，但遭杜魯門總統之冷落（回顧她六年前也是同時節訪美在參眾兩院演說的風光無限，能不令人浩嘆？）。除戰場上失利外，蔣此時又緊受李宗仁、白崇禧為核心的桂系的壓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敵，他心知，央行這些金銀美鈔必須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點了。

至於運出的時間與國庫金銀的數量，就要從其他相關檔案資料來做客觀交叉查證。從10月8日得到蔣的指示，俞鴻鈞已經開始做萬全的準備工作。更有以下近期資料為證。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中央銀行檔案》記錄

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公佈之《民國時期檔案彙編》（以下簡稱《民國檔案》，2007年），包括一項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簽署：

謹密陳者：上週據臺處沈代表祖同來局密洽，已奉鈞座密諭，向職局接洽移動庫存準備金項下之一部分黃金至臺北儲存，當經面請鈞座核示移動辦法。奉面諭，此項移動之船隻，由沈代表及粵行丁經理負責辦理。職局應先將庫存內之黃金貳百萬兩，先行妥為裝箱，備運臺北，由臺處沈代表祖同負責妥密保管，並飭指派押運人員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