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作為學者任駐美大使，全無政客的深沉和韜略，而是以“誠實和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讚譽他為“學者大使”。對於胡適使美的業績，時人就有不同評價。王世傑認為胡適的“人格與信望”使他在駐美任上“較任何人為有效”；胡適的學生吳健雄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讚語。日本政界聽到胡適任駐美大使的訊息後給予異常的關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曾發表評論說，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石，分別是文學的、經濟的和雄辯的專家。而與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適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則斥胡適之講演為“空文宣傳”，且隱喻其非“外交長才”。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頗有幾分無奈。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他才臨危受命。我們必須認識到外交是講究利害關係的，沒有純粹的道義。外交是一種務實的藝術，不是宣播道義的表演。而胡適畢竟只是個書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帶有幾分書生氣。

胡適的“小朋友”唐德剛曾講述過胡適大使任上的一件趣事。珍珠港事變前，北平圖書館有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託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儲存。後者認為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卿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檢視。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一看就看了個把鐘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館長冷落在幽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裡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這件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裡都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我行我素而不自覺。當然也有人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真所謂“真名士而自風流”！

羅斯福像

現在，有很多人將日美斷交、中美借款協議，作為胡適駐美大使任內的主要成績，甚至還有人將胡適說成是“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認為“羅斯福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但我們細思之，日美斷交、中美借款協議的達成更多程度上是美國出於利害關係的考慮，更何況中美借款協議更多的要歸功於先行到美的銀行家陳光甫。至於說，胡適使外交圈套讓羅斯福上當，則更近於笑談。“誠實和公開”的書生胡適論外交手腕，他又哪是老練的羅斯福的對手，胡書生又哪裡會玩什麼外交手腕？事實上，胡適在美引人矚目且發生較大影響的並非其外交活動；而是作為文化使節和一位傑出的演說家所從事的活動，即所謂的“行萬里路，講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載：“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普遍遊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裡，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紀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胡適做大使時也每向好友傾吐他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里，演講百餘次，頗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過一個週末，不曾有一個暑假。”據他自己回憶：“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全美各地演講四百次之多。”胡適把講演看成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從事外交的最佳手段。應該說，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能被美國所瞭解並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援，胡適的演講是功不可沒的，但一位處於關鍵職位的駐美大使卻僅僅將演講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這裡多少也體現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胡適的熱衷於演講也被時人所詬病，宋子文就曾在公開場合對胡適的演講表示不滿，他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對此，唐德剛先生評價說：“其實這種苦差事（指演講）如行之者是胡適教授，政府對這種成績斐然的國民外交，自然要傳令嘉獎。但如行之者是胡適大使，那政府就應把他撤職才對。胡先生故鄉的農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摸魚摸蝦，耽誤莊稼。胡適身為中國抗戰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魚摸蝦，豈不該撤職……總之胡先生是個教書料。大學的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感到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而更顯胡適書生氣的是，當他作行程三萬五千公里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