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客戶遍天下，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不屑於給這些小年輕娃娃打電話。他們錯過我給他們的好機會，那他們活該！”每次湯姆在電話上被人武斷地拒絕後（這種時候很少），他就這樣來寬慰自己。“記住，我們給他們的只是機會，他們要努力，才能使機會變成現實。面試不是工作。”他說負責倫敦業務的同事斯蒂汶和他的助手柯瑪珥，對應聘者如同對義大利通心粉一樣，一抓一大把，往牆上一扔，哪一根通心粉粘在牆上，哪一根就行！“我不會讓通心粉粘牆上去的。要粘，我給他們提供一堵牆，自己粘去！”

湯姆打電話時，我就站在他旁邊聽。他直截了當，絲毫不含糊，而且由於懂那麼多的專業術語、操作技能並認識那麼多華爾街的老熟人，每次他電話打完後，總是喜笑顏開，彷彿和一位許久不見的老朋友偶然相遇聊了一陣愉快的天，但同時也忘記了打電話的目的：對方願意考慮新的銀行、新的機會嗎？

公司的規矩2

我在工作最初的三個月，一直與湯姆合作，我們完成了兩個專案，這兩個客戶與兩個應聘者雖然都是我找到的，可他們都曾與湯姆聊過大天而沒聊到“正事”上。但因為他們對湯姆的印象好，使他們對我的印象也好――一旦得知我是舒利文公司的，他們都向我問起“那老頭”。

我和湯姆搭檔的時候，我也與組裡其他成員搭檔，向他們學習不同的工作方法，力爭得到更多人的認同。我和米切爾的合作最多，曾經最多一次我們有二十二名選拔人在高聖全球進行面試，但後來終因高聖門檻太高，米切爾不夠耐心，我又經驗不足，沒能成功地完成一個專案。但高聖的眾多僱員以後卻因此成了我的朋友，當我羽毛豐滿能獨立完成專案時，這家頭號跨國投資銀行，就成為我最好的客戶，哪怕是2003年的今天，股市如此下滑，公司需要高手時，他們不少經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我！

由於工作的性質，華爾街每一個具有特殊才幹的人都有可能成為我們相互競爭的物件，其結果是誰擁有最優秀的人才與客戶，誰就擁有最大的潛在收入。可以想象，如果我們辦公室每天不充滿火藥味，倒是一件怪事。我那時還沒把這些問題看清楚。首先，我還在試用期間，我的職稱是“研究助手”（researcher），我沒有資格分紅。但是如果我能“協助”一位資深諮詢者（executive

recruiter）完成一個專案，資深諮詢者可以“酌情處理”，視我的貢獻而“自由決定”是否給一點“物質鼓勵”。哪怕我得不到金錢鼓勵，但我的能力會被公司考慮，從而縮短我的培訓期，這樣我就可以獨立完成專案，收入就會源源不斷。

我拼命地學習和工作。我每天用兩個小時從美國各大報紙和財經刊物上，剪下在美國政界和金融界有影響的人物和所有我認為重要的資訊，因為我們被不斷地告知，今天的全球戰爭已經改變了方式：今天的經濟戰爭是人才戰爭。我將這些資訊分門別類地貼上起來，建立小檔案，一邊豐富自己對美國的另類知識，一方面培養對資訊的靈敏。我一心想能在一年內，而不是公司規定的兩年內，就能獨立辦事。我太急了，雖然我可以為工作發瘋發狂，但那還不夠，我還得跌跤。跌一次，才能往前衝刺一次。我後來發現，跌跤是學會職場道理和辦公室行為的最佳方式，吃一塹長一智，為自己設定一套牢固的防護系統，才能不在華爾街的辦公室政治面前敗下陣來。我真的感謝自己能一路跌來，特別是因我“好大喜功”而跌的第一跤。如果一個人想將天下之功都歸於己的話，一定“吃不了兜著走”，要壞事的。

那是我上班後的第六個星期，一天，我在為亞洲市場尋找一位資深外匯交易員時，偶然與李曼兄弟龍頭債券的後起之秀哈利森通上電話，他的英文十分動聽，一口標準的倫敦腔，我告訴他我小時候學英文聽靈格風，就是因為這倫敦腔讓我著迷英語和英語世界的。這是真的。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他對我印象十分好，聊了好幾分鐘後，他告訴我他們也正在找人，他的老闆戴維森是澳洲人，特別誠懇，只要我如此真誠地向他講明我們公司的長項，我們工作的方式與能力，就能獲得他的信任並得到這個專案。

“我們正為找不到合適的人犯愁，香港當地的獵頭公司，獵到的人跟他們一樣：無敬業與責任心。”他讓我等五分鐘打電話過去，他先給他的老闆通通氣。

五分鐘後，我心跳著將電話搖通。果然；他的老闆戴維森接的電話，他簡單地問了一下我的背景與公司，便直言道：“我們沒見過面；照理，我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