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遜（James　Madison）為首的第二代領導人也嶄露頭角了。麥迪遜是一個小個子男人，但卻對制憲理論很有研究。“他愛與人辯論，並總是充當最有學問的人”［14］，這是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對美國局勢的不滿以及都在設法改變這些局面。

雖然有同盟者的支援，而且漢密爾頓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結果卻有些讓人沮喪。他曾反覆地強調稅收的必要性，但他的話卻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有些人對他的上任並不看好，這也顯示了整個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的一面。1783年6月，一群憤怒的大陸軍士兵由於一連幾個月沒有領到軍餉就包圍了費城國會大廈，而當時國會議員們正在裡面開會。他們的舉動並沒有對這些議員構成威脅，但後者卻抓住了這個機會。漢密爾頓希望能夠利用了這個動盪的局面，他向華盛頓寫信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強烈希望國會能夠適度地團結這些債權人——顯然他們沒有被支付本息——當然軍隊計程車兵也是這些債權人的一部分，還要說服那些州權主義者也接受這種看法。”［15］到這個時候，漢密爾頓才忽然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

資本貴族（7）

“一個國家要想強盛就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避免國家陷入內戰，否則就會亡軍、亡國。”

這次軍隊的過激行為使得漢密爾頓更加堅信，現在美國的政府系統是沒有指望了。漢密爾頓提出，要想改變這種狀況應儘快召集一次修訂《邦聯條例》的會議，但他一直苦於沒有合適的時機促成這件事。於是他離開了國會開始專心地研究法律。

1784年，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讀了漢密爾頓關於成立國家銀行的計劃後，提議成立一家紐約銀行並邀請漢密爾頓撰寫一份章程。漢密爾頓同意了，並將“成為該銀行董事會的一名成員”作為交換的條件。在銀行的董事會里他結識了一些富人，包括起訴要求退回戰爭期間被徵收的財產的反對獨立者。他對公司事務的管理給自己帶來了穩定的收入，但也給自己帶來了“親英派”的惡名，儘管他也為美國的獨立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漢密爾頓忙於私人的業務，但他沒有放棄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單從麥迪遜勸說弗吉尼亞州的立法委員在安納波利斯（美國馬里蘭州首府）召開一個會議，商量涉及幾個州的一些貿易問題時，漢密爾頓宣告自己支援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來。

1786年9月，他又被眾人一致選為紐約代表團的一員，派往安納波利斯參加會議。但在會議上紐約代表團的其他人幾乎沒有什麼表現，一個資歷很淺的人甚至用冷漠的態度來表示對漢密爾頓的不屑，但事實上是漢密爾頓一個人擔起了談判的重擔。會後他向外界宣稱這次會議是很成功的，並站在談判人員的立場上倡議一個規模更大、層次更高的會議的召開。［16］這次會議將於1787年5月在費城召開，會議起初以修改《邦聯條例》為目的，但最終變成了制定聯邦憲法的大會，來解決整個合眾國面臨的緊急事件。

漢密爾頓接著說，涉及《邦聯條例》的任何變動都必須提交國會透過並遵循費城會議上透過的相應的修改程式。一開始漢密爾頓認為，修改《邦聯條例》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但幾個月後發生的幾個事件讓漢密爾頓改變了原先的看法，他意識到還有比修改《邦聯條例》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18世紀80年代的美國經濟以農業和貿易為兩大支柱，當時的製造業還處於起步階段。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同貿易比起來可以吸收更多的勞動力；但貿易更被立法者看重，因為那些商人們財大氣粗，勢力大，並且由於選民資格的限制，他們又是選民中的重要力量。商人們都是債權人，因而他們喜歡穩健的貨幣政策，低通貨膨脹率引致物價下降，這樣自己手中的債權也就升值了；而農民們都是債務人，因而他們更喜歡積極的貨幣政策，高通貨膨脹可以減輕自己的債務。但最後還是商人們贏了，於是幾個州便實行了緊縮通貨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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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貴族（8）

農民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西馬薩諸塞州的農民尤甚。為了償付戰爭時的債務，西馬薩諸塞州政府決定徵收地價稅，從而將稅收的負擔從商人的身上轉到了農民的身上，但事實上由於農作物價格的下降農民們早已經苦不堪言了。農民怨聲載道，但政府卻充耳不聞。

後來，農民要求出臺法律制止無償徵收土地的做法，但執政者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