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企業家認同，尋找新座標（1）

秦朔吳曉波陸新之

上海

秦朔

一

對中國企業界來說，《總裁論道》的出版是一件有著重要意義的事情。其一，本書中的作品都由企業家本人親自挑選或認可，因而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其二，本書涵蓋面寬廣，41位企業家的文字，如群星閃爍，自然而然構成了一條光河，有著相當的代表性；其三，本書側重於反映企業家的思考和靈魂性的東西，超越了“數目字”和“功勞簿”的記錄方式，而呈現出更為深廣幽邃的人文內涵。它使我們驚異地發現，在那些顯赫的品牌名稱和領袖職位背後，是活生生的人的群落，是思維激盪和心靈悸動的不息流淌。正是在這一點上，該書可以作為我們觀察中國的企業家行為、體會企業家精神的一個重要參考。

今天，已經沒有人懷疑企業家在我們社會中的作用。但是，在深層的社會心理中，企業家還是更多地被當作賺錢家或簡單的物質經營者，所以，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出現將企業家與“奸商”、“暴利”、“坑害”、“騙取”、“掠奪”等混為一談的情勢。在價值判斷上，難道商業的力量和知識的力量、政治的力量相比，就一定等而下之嗎？如果我們先驗地作出這樣的判斷，那恰恰是在降低我們對企業家的外在約束標準，而這對塑造企業家階層的“內化的標準”又是毫無益處的——既然從血統開始他們已註定不高尚，他們為什麼還要追求高尚？

當中國的一些學者盛讚西方尤其是美國富豪、企業家熱心社會公益時，我們往往忽略了，他們的行為與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企業家自我認同的價值觀是息息相關的。只要稍微研究一下西方企業文明的發展史，便會發覺，企業家行為的文化基礎是何等重要。沒有這種基礎，類似中國當下的企業家認同危機就不可能根除。

二

我們知道，近現代工商業文明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宗教改革，而對世俗活動的道德辯護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馬克斯·韋伯語）。按照加爾文的觀點，“上帝要求基督徒在塵世取得成功，因為上帝的旨意就是根據他的聖誡來組織社會生活。”這就是說，上帝對人的要求是反映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的，這樣，日常的世俗活動就具有了宗教意義。將“上帝的旨意”和“世俗的要求”結合起來，“職業”的觀念就產生了——“上帝應允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慾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裡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它的天職。”（馬克斯·韋伯語）

“天職”（calling）這一觀念，是資本主義商業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也是我們理解許多西方企業家的敬業與慈善行為的一把鑰匙。天上的意，世間的職，承擔職責在人間（因為你有創造財富的天賦，所以要畢其心力擔當），積聚財富在天上（你只是窮人的信託人和上帝在人間的“財富管家”，積累財富不是為了一己，最終還要還給社會），這就是“天職”。以這樣的意識形態為基礎，就形成了新的財富觀和企業觀。

首先，人們普遍熱愛物質財富，並把努力掙錢致富視為一種美德。經由清教徒倫理導向的資本主義精神，其所宣揚的至善——儘可能地多掙錢，是“和那種嚴格避免任憑本能衝動享受生活結合在一起的”。靠合法手段多掙錢，而不亂花錢，誠實、節儉、信用，才是備受尊崇的商業倫理。

其次，雖然在塵世裡勞作就是盡“天職”的表現，但其目的不是為了本能衝動的享受，最終是為了導向“上帝的榮耀”，因此，當積累起巨大財富後，還要善用財富，回饋社會。

第三，因為努力掙錢致富是一種美德，所以做更大的生意、掙更多的錢，多多益善。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做更大的生意、掙更多的錢？那就是透過公司的形式、透過公司的經營管理來創造和積累財富，依賴於和平的交換機會來獲利，依賴於持續的、理性的、自由勞動的組織來獲利。

個人會死，但公司可以不死。正是公司這一形式的出現，導致了現代工商業的迅速和大規模的發展。1909年，弗裡德里克·泰勒在《科學管理原則》中闡述了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實為依據的管理能夠提高生產力”。德魯克在評價泰勒時說：“由於他的出現，我們的手工生產效率以3％到4％的復率增加——一直增加到今天的50倍。這個成就，是現代世界繁榮的基礎。”

秦朔：企業家認同，尋找新座標（2）

綜上分析，我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