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親自主持會議，並開門見山地說明，這次會議是按照中共代表團的願望召集的，因為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中涉及戰爭和軍事問題的部分較多，所以邀請元帥們列席。

斯大林說，劉少奇同志的報告寫得十分清楚、明確，蘇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沒有問題。

對中蘇關係問題，斯大林說，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即就承認。“關於中蘇條約，在與毛澤東交換電報中已有過宣告”，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因為當時是與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認為要蘇聯從旅順立即撤兵”，“蘇聯軍隊現在就可以從旅大撤退。”對劉少奇所提出的解決中蘇條約的三個方案，斯大林沒有給以明確的答覆，但明確說：“都用不著，等毛澤東來莫斯科時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即可來莫斯科，待毛澤東來後再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毛澤東到莫斯科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斯大林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的報告中就中蘇條約的問題，實際上是投石問路，因為這一問題不僅僅涉及歷史遺留問題，而且涉及新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定位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後，這一問題是肯定要面對的，而且肯定要與蘇聯方面進行協商和談判的。因此，預先探一探蘇聯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實意圖，在中共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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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秘訪莫斯科——取經（7）

斯大林在中蘇條約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中共中央在劉少奇回國後詳細地進行了討論，以準備毛澤東訪蘇時與斯大林進行充分的談判和磋商。

毛澤東後來與斯大林談判時說：“劉少奇回國後，中共中央討論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涉及兩國的關係問題，從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從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國中央政府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是廢除舊約，另簽訂新約。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談判時說：“中國有一種感想，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簽訂的，國民黨既然倒了，原條約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斯大林的態度不僅僅是曖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捨。他說：“原條約總是要修改的，大約在兩年後可以修改，並且須相當大的修改。”雖然可做修改，但畢竟是兩年後的事情，雖然是大的修改，但畢竟是在舊的條約基礎上的修改。這一修改是“實質性的”抑或是“小手術”，僅作文字方面的修改，內容基本上不變？斯大林沒有說清楚。當然，他是希望維持舊約的，一方面可以使蘇聯在同美國及西方國家之間在二戰期間達成的妥協得以繼續，保證蘇聯在國際事務中有充分的迴旋餘地，也可以保證舊約中所規定的給予蘇聯的既得利益。

但是，毛澤東有他自己的考慮，堅持“另起爐灶”，堅持中蘇關係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因此，毛澤東堅持另行簽訂新的條約，以至他在莫斯科呆了整整兩個月。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從毛澤東在開國之初即放下千頭萬緒的國內大事而留在蘇聯兩個多月，直至斯大林同意廢除舊約簽訂新約，從而圓滿地解決了中蘇關係的問題——不僅僅是夥伴關係、同盟關係，而且是親密無間的兄弟友邦。

在這次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決定組織一個借款條約共同起草委員會，蘇共方面由米高揚、柯瓦廖夫參加，中共方面由劉少奇、王稼祥、高崗參加。並由高崗代表中國東北政府簽字，在報紙上立即釋出高崗率中國東北商業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的訊息，以利公開活動。

但是，學習蘇聯的“取經”，難免會出現“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的矛盾，既吸取了先進經驗，也搬來了不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東西。這也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方面逐步暴露出來，促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對適合中國實際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切合中國實際的探索。

那已是許多年以後的事情，而且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之後，才真正開始的一種痛定思痛的探索。

在致蘇共中央及斯大林的信中，劉少奇談到了中蘇兩黨的關係問題。劉少奇提出：

關於聯共與中共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識的：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區域性利益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即使沒有了共產國際的組織，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我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