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滅亡，遑論歷來被盤剝、被壓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禎不得不在腦中想到一個詞：眾叛親離。

人心盡失。錢，或者可以買來一點士氣，然而也籌不到。沒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氣皆無的情況下打仗，就算去打，也註定要輸。

那麼，三十六計，走為上！打不贏就跑，這總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對於崇禎吊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讀者，一定會問：他幹嗎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個中國，何必非死守一個北京不可？

否。崇禎當然想到過逃跑，而且這件事還成為明朝常見的空耗唾沫的爭論中的最後一次。

最早是誰先提議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筆記》說：“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206｝周延儒下獄，在崇禎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則崇禎與他商量南遷的事就應該在這以前。然而，誰動議的呢？周延儒，還是崇禎本人？另外請注意，引起動議的原因是“邊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傳》則記載，崇禎的皇后周氏提過這樣的建議：“【周後】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207｝周皇后老家在蘇州，所以由她想到這個點子，比較自然。從史傳所述語氣看，她說這話的時候，有點旁敲側擊、欲言又止的試探狀，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時間不好判斷，“寇急”既可解為“邊寇”，亦可解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禎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長城、大舉進入中原時說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殺奔北京而來之後說的。

姑且假設，最早是周皇后的“微言大義”啟發了丈夫，崇禎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輔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時候，崇禎知道事情關係重大，專門叮囑“無洩”。然而還是走漏了風聲。懿安皇后張氏———也就是天啟皇帝的張皇后———得知後，找到妯娌周皇后，對她說：“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這話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這裡，能扔下不管嗎？這個質問很嚴重，相當於“數典忘祖”的指責。崇禎大窘，追查誰走漏訊息，查不出來（據說周延儒被誅與此有關），只好暫且擱置。｛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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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8）

擱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對，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這樣重大複雜的問題，崇禎也並不曉得應該跟誰謀劃。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發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檢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談論此事的人。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風霾”、“文武亂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華、九江軍府總督呂大器舉薦，朱由檢在德政殿召見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聽取他對時局的意見。

李明睿有備而來，他請皇帝屏退左右，然後單刀直入：“自被提拔以來，微臣一直積極蒐集情報，據微臣所知，情勢非常急迫，賊寇很快逼近京畿，現在已是生死存亡關頭，如要緩眼下之急，只有一個辦法———南遷。”崇禎聞言，第一句脫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顯得很緊張。接著以手指天，問：“上天未知如何？”這句話表明，懿安皇后的質問使他對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壓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難知，此事目今只能請皇上自己做出決斷。”崇禎感覺到他的誠懇，終於承認：“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他明確說，李明睿所想“與朕合”，但也談及主要顧慮是“外邊諸臣不從”。這時，他幾乎毫無必要地再次強調：“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坐汝。”這一方面與崇禎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關，但也反映了他內心的懼怕。｛209｝

遷都，歷史上屢見不鮮。古有盤庚遷殷、平王遷洛，晚近有宋室南遷；本朝也有成祖遷都於北京的先例。朱由檢何以如此顧慮重重？他的擔心有道理嗎？

事實很快就會做出回答。

朱、李君臣詳盡討論了計劃的細節，包括路線、軍隊調遣、資金等問題。但朱由檢沒有立刻交付廷議，他想等等看，看戰事的進展是否還有轉機。

大約半個月後，李明睿遞呈奏疏，正式提請聖駕撤離北京———這是由崇禎授意，還是李自己的行動，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內閣大學士陳演、魏藻德帶頭反對，他們指使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激烈諫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調，至有“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論。

一位美國漢學家分析，反對的背後，是大臣們的私人利益在起作用。主張南遷的多為南方籍官員，反對者則相反，“沒有什麼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