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之計就是他出的，皇太極的漢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謀臣和推動者之一。他是漢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極死後，范文程也是託孤重臣之一，多爾袞對他恩寵有加，不遜其兄。

范文程這時在蓋州養病，雖在修養中，但他時刻關心著局勢變化，對於兩個月以來的形勢瞭然於胸。北京失守的訊息，大約在三月末至四月初傳到瀋陽。多爾袞聞訊，迅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當接到多爾袞召見時，不用多爾袞解釋，范文程就已經直截了當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

范文程認為李自成並不足懼，其理由有三點：“一，逼殞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三，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從這三點分析我們可以感覺到，在范文程的親自領導下，滿清的情報工作非常出色，幾乎如親眼見到一樣，把北京城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斷，李自成的軍隊雖然強大，人數眾多，但是沒有任何的政治綱領與政治戰略眼光。進入北京後，得志即猖狂，已經失去了天意、人心、民願，不過是紙老虎。這個時候，要想統一全國，自然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范文程又反過來以此說明滿清戰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萬世顛撲不滅之真理，崇禎不明此裡，天下輒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這個道理，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時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體力行之人。

多爾袞召集諸臣開會，歷時近四天，但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意見自然是範先生之言。與李自成、吳三桂、崇禎相比，多爾袞受皇太極言傳身教，本身也是一個極有戰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時歷時三任首腦，均有非凡本領，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難得的是，他們對漢人的絕對信任，比漢政府更甚，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爾袞贊同範先生觀點，在這個鼓勵下，范文程再下一個奏摺，以書面形式闡述自己的觀點：

夫明之勁敵，唯我國與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為今之計，必任賢撫民，遠過流寇，則近者悅而遠者來，即流寇亦入而為臣矣……不然，是我國徒受其勞，而反為流寇驅民也。使舉其見在者而驅之，後乃與流寇爭，非計之長也。

這是范文程奏摺上的一段話，今人看來，其中深意，值得後世人永為借鑑，這段奏摺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對於如何鞏固政權，保護勝利果實，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獨到見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撫者，當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又示以昔日得內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進取中原之意，官仍為官，民仍為民，官之賢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養之，是撫其近而遠者聞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數省可傳檄而定也……　（范文程奏疏全文詳見《清世祖實錄》）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范文程戰略（2）

這個大的戰略方針，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說多爾袞尚有幾分迷惘的話，范文程則是在理論上行動上給多爾袞提供了最正確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極多年來一直堅持的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說的是軍風軍紀，“官仍為官，民仍為民，官之賢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養之，”，說的是於吏治與民事的方針，仍強調一個安字。而范文程更強調了時機的重要性，他強調這是一個大決戰的時機，成則興，敗則遺恨終生，這個說法極大的推動了多爾袞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確指出，山海關在這個大決戰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開山海關，直趨北京，也是取勝之關鍵。

多爾袞不是崇禎，對正確的意見他完全接受。範先生的奏摺閱後，多爾袞果斷決定，全國動員，徵調兵馬迅速集結。這是滿清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幾乎是全民皆兵，後人稱清朝“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

四月七日，多爾袞召集眾將，向太祖、太宗神靈祭告出師，揭開了大決戰的序幕。八日，只有七歲的順治皇帝福臨駕臨篤恭殿，並向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頒賜“奉命大將軍”敕印，授權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之最大許可權，軍中之賞罰之事，均允許“俱便宜從事”。並賜給黃傘、皇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權。

九日，多羅豫郡王多鐸、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疇等一大批滿漢蒙古將領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