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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認為佐爾格的要求過高，要冒巨大的危險。中統大特務如此做，不啻於為自己製造了“暗通共黨”的罪證，他認為張衝未必敢為共產黨冒這個險。

佐爾格卻滿有信心地表示：“中國共產黨出了一個顧順章，難道國民黨就沒有張順章，馬順章麼？只要我們方法對頭，肯定能找到這樣的人。”

方文覺得佐爾格說的有理，於是，再一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柳憶遙。

柳憶遙接到任務後，並未覺得有多冒險，反而認為可以一試。

又過了兩天，得到了張衝的回答：手跡可以送出，但代價是二萬元。

後來才知道，二萬元是指二萬美金。這樣的價格真是高得嚇死人。別說佐爾格拿不出來，就是“蔡老闆”一時也籌不到這麼大一筆款子。

佐爾格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照價付款，但需先交字條，後付款。

為此，情報小組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

方文認為：“二萬美金是多麼大的一筆錢，能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現在毫不痛惜地將這筆鉅款送給國民黨特務，未免太不愛惜革命財產了！”他堅決不同意浪費這樣大的一筆錢買一張小小的字條。

佐爾格則認為：“張衝在中統內有一定地位，他沒拒絕我們的請求，說明他有意和共產黨保持一定關係。如果這筆交易成功，既有了牛蘭的字條，又等於我們已收買張衝為我方的情報員。我們手裡有了這個把柄，他就不能不為我們工作。”最後，佐爾格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錢重要，還是牛蘭的生命重要？捨不得錢，就得不到證據。你必須認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錢計算。”

佐爾格說服了方文。下一步就是如何籌集這筆鉅款。

萬般無奈下，佐爾格只好用電臺向莫斯科中央總部報告營救牛蘭夫婦的進展情況，要求組織上火速送來兩萬美金，用以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特別資金。

莫斯科中央總部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佐爾格的請求，並告知兩名押送錢款的同志已上路。

在哈爾濱有一處共產國際遠東地區的秘密聯絡站，確切地說是蘇軍總參情報部的秘密機關，所有往返中國的情報人員，都必須在此報到，轉接關係。負責人是位德國共產黨員赫爾曼·西伯勒爾，運送鉅款的任務就交給他來完成。

為了安全起見，西伯勒爾將薄薄的鈔票捆兒分散地放在各個口袋和一條專門縫製的貼身腰帶裡。可以說西伯勒爾渾身都是錢。

當時，在哈爾濱還有一個叫奧托·布勞恩的德國人。此人，便是後來派到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

布勞恩受共產國際（實際為蘇軍總參情報部）的委派，前往東北進行對日情報偵察工作。由於偽滿洲國成立，日偽加強了對抗日武裝的“討伐”，布勞恩無法開展工作，只好輾轉到哈爾濱，在西伯勒爾的聯絡站住下，一呆就是好幾個月。由於布勞恩到東北後工作一直沒有進展，上級嚴厲地批評了他，為此布勞恩在哈爾濱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如今，他聽說西伯勒爾要去上海，強烈要求和西伯勒爾同行。西伯勒爾考慮，兩個人上路能互相照顧一下，便答應了布勞恩的要求。

兩人坐上了開往大連的火車，在傍晚時分到達新京（長春）。第二天，火車繼續南駛，到達大連後，兩人換乘一艘日本客輪前往上海。

兩位送錢的德國共產黨員（應該是一位，布勞恩不知道送錢一事）圓滿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艱鉅任務，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將錢送到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

西伯勒爾返回了東北，而布勞恩則滯留上海不歸。儘管共產國際對布勞恩此舉十分不滿，但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阿瑟·尤爾特卻替布勞恩說了不少好話。不久，布勞恩便正式留在上海。

有了二萬美金，方文便遣柳憶遙前去交易。很快柳憶遙把一個三寸長，一寸寬的小紙條交給了方文。上邊寫了兩行外國字，像是俄文，因方文不認識俄文，難辨真假，只好儘快交給了佐爾格。過了兩天，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小包，並對他說：“貨是真的。這是貨款，望速付對方。”

貨款交給對方後，國際進步勢力便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

1932年5月，國民黨軍事當局迫於種種壓力，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後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及辯護律師一次次揭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