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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傷害一個個體生命，哪怕他（她）再微不足道，也會被視為一種犯罪；如果一個美人被毀了容，我們不僅會在法律的意義上認定那是犯罪，還會感受到某種在美學上也遭受重創的至深痛楚和巨大遺憾。這種對生命和美的本能反應甚至會延伸到動物，尤其是寵物的身上。那麼，對經典被肆無忌憚地侵害、扭曲、毀容，我們反倒可以無動於衷嗎？

事實上，我也確曾對自己說過：假如你受不了某種誘惑，假如你也那麼幹，那你就是歷史的罪人，美的罪人！

是不是罪人可以討論，無論如何，人還是有所禁忌為好。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濫用唯物主義。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像物一樣隨意擺佈。譬如國歌，你就不能隨便改編。從技術上說這很容易，你可以在二十分鐘內讓它變成一首圓舞曲；但假如你真這樣做了，很可能會立刻受到法律的追究。

對經典的改編不能生硬地套用法律觀念，事實上也沒有相應的法律提供這方面的保護，至少現在還沒有，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過這裡的約束力量應來自我們的內心，來自我們對生命和美的尊崇。也許類似的問題將來可以有一部公共智慧財產權保護法來予以考慮，但我們的認識完全可以走在前面。我在這方面給自己定的原則是：旋律和歌詞都不動，因為我沒有權利動；我只在編曲和演唱上致力於創新。

不必說經典作品，任何作品，其內涵和形式之間的關係都是血肉交融的。形式（包括表演形式）的改變必然內涵的改變，形式上的傷筋動骨必然導致內涵的大受損傷。

我很喜歡一首題為《回答》的詩，是一位當代詩人寫的，風格沉痛決絕，既簡潔又深刻；可一次吃飯時聽到有人用山東快書的節奏朗誦這首詩，說是什麼“解構”，那味道就完全變了，變得油腔滑舌。當然這只是某種私下場合的小玩樂，沒有人會認真對待，但已足以讓我感到不舒服。

在處理自己的作品時也深切地體會到這種關係。我的歌，歌詞有的是用蒙語寫的，有的是用漢語寫的，用於不同的場合，就有一個如何翻譯的問題。

比如《蒙古人》，最初是用蒙語寫的，有好幾個漢譯版本，我有一個，德德瑪有一個，內蒙還另有一個；譯得不太一樣，但都感覺很難。第一句“潔白的氈房炊煙升起”就難。其中的“煙”，在蒙語原文中是指用牛糞燒出來的煙，在草原上，特別是在蒙古包裡，人們用燒牛糞來取暖，所以蒙古人用蒙語唱或聽這句歌詞的時候，會有一種特溫暖的感覺，卻不能直譯為漢語。因為一則在漢語中“牛糞”有點不雅，二則也沒有那種溫暖的感覺，只好迴避，譯為“炊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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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都不是的“新民歌”、“新民樂”（2）

拍《黑駿馬》時，原版用的是同期聲，我說蒙語，內地發行時才譯成了漢語。我的聲音比較沉，還略顯沙啞，而我的配音卻宏亮無比，二者相差十萬八千里。由此我給自己定下一條：看翻譯片一定看原版配字幕的那種，決不看配過音的那種，否則聲音、聲調裡所包含的意味，漏掉的就太多了。

現在我唱《蒙古人》，第一遍肯定是用蒙語。我不擔心觀眾聽不懂，其實也完全不用擔心，他們照樣喜歡，甚至覺得更好聽。

可是，唉，該怎麼給那幫瞎折騰的後生們講這些藝術之所以是藝術、音樂之所以是音樂的道理呢？也許還是應該像我在前面說的，先讓他們到一個比較正規的地方接受基本訓練吧？在音樂學院裡，民間音樂可是作為一門專業課教授的，而據我所知，這些後生們百分之九十沒有受過類似的訓練，文化素質和音樂修養都很差。兩天才能學會一首歌，得一小節一節、一個音一個音地幫他扣；卻又急於成名，什麼東西到了手裡，都給你“咚咚咚咚”，渾不吝地平面化成一個模樣……你怎麼能指望這樣的人能懂得經典民歌的或蒼鬱悲涼，或清麗瀏亮，或質樸沉實，或輕盈跳脫呢？也只好“咚咚咚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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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這一批還是最棒的

說到歌手的實力，我覺得八十年代後期出來的那一批，雖說都唱了十多年了，至今還是最棒的，是當前流行歌壇的頂樑柱。

劉歡我特別羨慕，他說英語就像我說漢語那麼流利。除了英語，他還會法語。這就不得了。因為語言不只是語言，還是文化。毛阿敏往臺上這麼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