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是30市斤,一個月就得益6元以上。全上海除郊區農民外,約有800萬人按糧食定量供應的,上海市政府每月就需補貼5千萬元,一年就得多支出6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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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票實在是命根子(1)
1958年瞎指揮“大躍進”以後,全國範圍內的共產風、浮誇風造成極大損失,1959—1962年持續三年的嚴重災難,全國老百姓絕大多數吃不飽肚子,浮腫病、肝炎、傳染病蔓延,各地甚至餓死幾千萬人(學術界估計的數字有不同說法,為3千萬至6千萬)。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何茲全回憶:過去雞鴨魚肉,要吃總能買到一些;此時沒有了,一點也沒有了。市場上,不僅雞蛋、鴨蛋、能吃的蛋都沒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沒有了;連蔬菜都難以見到了。糧食定量、發糧票,本來何茲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災害時期要求減少糧食定量,何妻的定量減為28斤;一直忍飢挨餓,體重由130斤減少到93斤,瘦成一個小黑老鴰(烏鴉),真可憐。有次在路上撿了一個白菜頭,回到家用水泡上。後來竟然發了芽,長出葉子,枝葉茂盛。兒子回家,掐幾個葉子給他作湯喝。有同志看見了,端到系裡去展覽說:“何先生家多會動腦筋想辦法,增加生產。”何妻在三十九中學教書,從學校買回一麻袋乾菜葉子。叫作乾菜葉,裡面什麼都有:頭髮、樹葉、樹枝、爛棉花、線頭、泥土。泡上洗,泥湯一換一次、二十次水還洗不出菜葉來。洗好後,切碎,和上面粉,放上鹽做糰子,蒸著吃。北師大全校師生大多浮腫,腿軟無力,學生體育活動都停了。
河北南部某縣一個生產隊長姓杜。他有一套吃飯省糧食的發明創造,到北京來傳經送寶。毛澤東主席還請他吃過飯。他到處作報告。北京師範大學也請過他,聽他傳授寶貴經驗。他的創造是所謂“雙蒸飯,小碗吃”。雙蒸飯,是蒸過的米飯再蒸一次,一斤糧票的米可以蒸出三斤飯(一蒸再蒸,水多了飯就多)。小碗吃,吃飯數碗時用最小(半兩)的碗,兩碗、三碗啦,感覺飽啦。說的人很有風趣,聽的人也很興奮。好辦法! 居然能感動上聽,受到毛主席的稱讚,還請吃飯。毛主席請他吃一個蘋果,他不肯吃,要帶回去讓全村全隊的人們分著吃。聽的人熱烈鼓掌。但是後來聽說,那人是個騙子!
沒有糧票就沒有奶水
作家白樺的兒子出生於1959年底,那是繼大躍進之後的第一個飢餓的年份。母親因病手術後沒有奶水,當時的牛奶早已屬於特權控制的配給品了,有錢也訂不到。
1960年,拿著嬰兒出生證,只能購買紅糖1斤,豬排骨2斤,怎麼催得出奶水?根本無法滿足產婦補充身體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購買,1個雞蛋就賣8角或9角錢(比平價貴十幾倍),還要到處尋找,因為不容易買到。上海周圍全是餓鄉,只要不帶口糧,給飯吃,工錢都可以不要。奶媽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鄉下喝米湯,恐怕大部分連米湯也沒有,只好喝野菜湯。
揚州奶媽,年齡在30歲上下,白樺的月定量是28斤,妻子(電影演員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糧。白樺當時在工廠當鉗工,他的一份糧要帶到工廠裡去,家裡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們知道了。於是上海電影演員劇團的演員們紛紛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兩2兩,有的1斤2斤,有的8斤10斤……
90年代初,兒子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白樺問他:“你知道你小時候喝的奶水是誰的嗎?”兒子答:“知道,是一個揚州媽媽。”白樺說:“也對也不對。在你剛出生的時候,許多曾在中國銀幕上大放光彩的電影演員,每個月都從自己的口糧定量裡剋扣出一些糧票來給了我們,這樣才能首先讓你的奶媽吃飽,奶媽吃飽了,才有足夠的奶水餵養你,你才得以長大成人。”
兒子先是笑了笑,而後,就黯然了……
牛奶證
歷史學家王春瑜的妻子過校元,1955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與王春瑜同屆。他們在1956年相識相戀。1958年她提前畢業,留校工作。從1959年冬開始,復旦大學的食堂越來越緊張,靠每月25斤的定量糧票吃飯,副食品又少得可憐,根本吃不飽。校元吃飯時,每次總要將她碗裡的飯撥一些到他的碗裡。
1961年秋,王春瑜留校讀研究生已經一年。結婚後,便有了副食品供應證,每週可買幾塊豆腐乾、半斤豆芽之類,還另有一些票證。積蓄很少,憑工業券(工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