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1960年比較，1961年集市價格上漲的幅度為倍。一些減產更嚴重的地區，上漲幅度高達三四倍以上。它同計劃價格的差距比1960年又更加擴大，一般農副產品比計劃價格高四五倍，糧油和肉禽蛋類產品高七八倍，有的高達十多倍。

例如一斤豬肉國家牌價為6角左右，集市價格大體在5—8元；一斤糧食，國家牌價為1角1分左右，集市價格大多在1元以上，有的地方高達2元以上。這樣高的價格，雖對農民生產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對經濟恢復和發展非常不利。特別是對整個市場的穩定，對人心的安定影響極大。

1958年農貿市場上一隻雞賣1元多錢。到1960年，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汪振華的妻子生了孩子，想補一下身子，花48元買了一隻雞。過去3分、5分錢一斤胡蘿蔔，要1元2角一斤。每月工資68元，只能買50多斤胡蘿蔔。能維持活命，全靠國家保證平價供應每月26斤口糧、三兩平價油（北京半斤），還有半斤平價肉。

三年“大躍進”引發了嚴重通貨膨脹，財政出現了鉅額赤字。1960年增印人民幣億元，比上年多倍；到12月底人民幣流通量達億元，比1959年多出；1961年初通貨膨脹達120億元。而當時商品貨源異常不足，預計1961年的社會購買力大於商品可供量的差額，高達85億元人民幣。

政府對部分必需品實行憑票、憑證限量供應，以保證居民低標準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時對少數商品實行高價政策。

1960…1965年的高價商品出臺（1）

對少數商品實行高價政策，是從高階糕點、糖果開始的，擴大到飯館、商店等許多方面。它的出臺，是為了回籠貨幣，安撫人心。

當時採取高價措施，雖借鑑了其他國家的做法，但多數是結合我國現實的獨創。“高階飯館”出臺之前，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專門組織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號“萃華樓”飯莊，調查炒肉片的成本和價格；還把這個問題提交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研究。國務院副總理陳雲、李先念親自出面，負責具體安排。

1961年1月19日國務院副總經理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安排市場要網開一面》的講話：“現在什麼東西都憑證供應，每個人買一份，有錢也不能多買，閒話就來了。江蘇有個資本家講：‘現在人民幣不掛帥了。’上海有一個醫生對黨委書記說：‘我和老婆兩個人每月工資四百多塊錢，但是什麼東西都買不到，發給我們沒有意思，還不如把工資送還給公家。’按人口憑證分配，這是一個辦法。……現在供應緊張，應該‘兩條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實行憑證分配的辦法，有些商品應該是隻要有鈔票就可以買。”“我們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我看，一是可以緩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點營養，三是可以回籠貨幣。在供應緊張的時候，總要網開一面。外國也是這樣的。我問了一些同志，倫敦在戰時實行糧食配給的，但飯館還是開的，一個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糧票。總之，網開一面好辦事，不能搞平均主義。這樣，既可以使人們能吃到一些東西，增加一點熱量，又可以多收回一點鈔票，用這個辦法回籠貨幣，實在是打了一個大主意。”可見，當時中共中央是借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最艱苦的歲月中，英國的戰時非常政策。

1960年8月以前，飲食業（中西餐廳、飯館、點心鋪、小吃店）是不收糧票的。糧食供應緊張後，一些地方報經中共中央同意，對飲食業實行收糧票供應，同時又保留少數高階飯館不收糧票，實行高價銷售。後來在一些大城市，對高階糕點、糖果實行高價銷售；1961年1月，在全國40多個大中城市銷售高價糕點和糖果，僅30多天，累計銷售高價糕點、高價糖果1800萬斤，回籠貨幣8300萬元。

中共中央決定在1961年3月底以前，把高價糕點的供應範圍擴大到全國一切大中小城鎮，億人口的地區。同時各地根據中共中央的精神，積極舉辦了高階飯館，高價銷售葷菜品種零杯名酒。4月份，全國高階飯館在200個城市中開設了841家。

高價商品價格的掌握原則是：賣得出，擺得住。其價格水平，比平價糕點、糖果高4—5倍；各地有所差別，全國平均，糕點每斤約元，比平價（元1斤）高倍左右，糖果每斤約元，比平價（元1斤）高倍左右。這樣的價格，是為了從當時高貨幣持有者（主要是高價出售農產品的農民、拿定息的工商業者、高階知識分子）的手裡以五分之一的代價回籠貨幣，或者說，實際上是將超額髮行的人民幣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