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塑膠浴缸……

1983年，他們先是在北京胡同裡搭棚子彈棉花（翻改棉被），用舊木板和竹簾子做支柱，蓋上油氈、塑膠布。棚子搭在北京市宣武門外小街拐角處的古槐樹下。冬天，聯保治安隊和防火檢查組都來干預了，以破壞市容違規，罰款500元，限三天拆除。

幸好由浙江同鄉幫助，夫婦倆在北京市工商管理所領取了營業執照。指定了攤位，攤主登記的營業範圍是“經營小百貨”，當時從南方進的貨物都是北京稀缺的日用品。

貨物都不明碼標價、過路人只是口頭問價。一個塑膠盆或水果筐用10斤北京細糧票（麵票）換，一個不鏽鋼鍋用100斤糧票換，一個大塑膠浴缸用500斤糧票換。

筆者計算了一下：按照實物折價，每斤細糧票（麵粉票）合人民幣2角，每斤粗糧票合人民幣1角3分；全國糧票的代換價還要高些，大約3—4角錢。每用“小百貨”換1斤糧票，大約能賺5分錢。估算每天平均收入1000斤糧票左右，賺50元（約合今300元）。一個月能夠收入1500元人民幣（約合今9千元）。

他們夫婦在小衚衕大雜院裡租用了一間9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70元（約合今420元）。省吃儉用地在北京幹了兩年以後，他們用積攢的錢在老家蓋起了一座三層樓房。

這樣的攤位在全國各地自由市場上都有不少。幾乎沒有什麼人去幹預他們，大家心照不宣：糧票畢竟是值錢的！

票販子——票證的倒爺發了財

改革開放初期，許多票販子依靠倒賣票證賺錢發了財，叫做“票證倒爺”。

20世紀80年代以後，城市居民生活有所好轉，飲食結構發生變化，一日三餐的副食（菜餚）增多、主食（米麵）比重減少，每月每人不必消耗20—30斤糧食了，糧票就積攢下來，有了剩餘；而魚肉禽蛋稀缺。於是“糧票販子”應運而生。小報記者經常報道：“無論在糧店門外、車站售票視窗、百貨商場、劇院霓虹燈下，人們都可以看見糧票販子的身影出沒，聽他們低聲詢問甚至粗聲吆喝：收購糧票！本市糧票十斤兩塊錢！全國糧票十斤三塊錢！換雞蛋嘍！十斤糧票換一斤新鮮雞蛋！”這個價錢各處差不多：當地糧票每斤2角，全國糧票每斤3—4角。

據有關資料估計，上海市1986年套購倒賣的憑票供應糧食1700萬斤，1987年僅前5個月就倒賣2200萬斤。1986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當場查獲沒收的倒賣糧票25萬斤，那沒有查獲的該有多少倍？

無文化的農民票販子，對於倒賣票證滿有學問。在江蘇，一隻母雞可以換60斤當地糧票。一斤秈米的平價為1角2分，議價為3角錢，差額1角8分；如果倒賣60斤糧票，一轉手就賺10元8角（合今人民幣65元左右）。在蘭州，100斤糧票換10斤（約90個）雞蛋，全國糧票在農村每斤4角錢，而1斤雞蛋1元8角（每個雞蛋2角錢），一轉手就賺22元（合今人民幣132元左右）。

工業品票證更值錢

20世紀80年代，電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等家用電器成為居民嚮往的“新三大件”，摩托車、腳踏車也都成了搶手貨，但都要憑票證配給供應。於是工業購物券、彩電票、冰箱票、摩托車票更成了搶手貨。在北京，一張“琴島—海爾”電冰箱票可以倒賣600元以上；在西安，一張“海燕”彩電票可以倒賣400元，一張“黃河”彩電票可以倒賣500元；在上海，一張“鳳凰”腳踏車票可以倒賣100元。許多廠家以“職工福利”為名，發給職工電視機票、電冰箱票，讓職工拿出去倒賣，作為變相的“獎金”。有的工人說：“生產獎金可以不要，只要一年領取三張彩電票，就摺合一臺彩電的錢。”

但這些“生財之道”都不是知識分子所能幹的，他們甚至想都不會去想。書呆子哪裡是票販子的料？

不過，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家家都曾用節餘的糧票和工業券去換取過日用品。因為他們手裡的人民幣實在太少了。工資提高的速度，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腦體倒掛”，知識分子生活費確實很緊。節餘的票證，多少補貼一些日用。

對於回國長期工作的科技專家的票證照顧

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於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的決定”，指出國外華裔科技人才約有10萬人，要爭取他們回國參加工作。

從1978年到1980年，旅居海外的科技專家，要求回國長期工作而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