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打法毫無成本，且收益率極高，明軍樂此不疲，扯立克卻是叫苦不迭，實在撐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遠遠的，就這樣，不用大動干戈，不費一兵一卒，申時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恢復了邊境的和平。

雖然張居正死後，朝局十分複雜，幫派林立，申時行卻憑藉著無人能敵的“混功”，應對自如，遊刃有餘。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還無私地幫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萬曆。

自從登基以來，萬曆一直在忙兩件事，一是處理政務，二是搞臭張居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

因為張居正實在太牛了，當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實際如此），名氣比皇帝還大，雖然人死了，茶還燙的冒泡，所以不搞臭張居正，就搞不好政務。

但要幹這件事，自己是無從動手的，必須找打手，萬曆很快發現，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張居正時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現在萬曆決定，開閘，放狗。

事實上，這幫人的表現確實不錯，如江東之、李植、羊可立等人，雖說下場不怎麼樣，但至少在工作期間，都盡到了狗的本分。

看見張居正被窮追猛打，萬曆很高興，看見申時行被牽連，萬曆也不悲傷，因為在他看來，這不過是輕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師也好，免得他當首輔太久，再犯前任（張居正）的錯誤。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揮自若，是因為他認定，這些人將永遠聽從他的調遣。

然而他並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個多麼可怕的錯誤。因為就罵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頭罵街大媽，只有一個區別：大媽是業餘的，言官大臣是職業的。

大媽罵完街後，還得回家洗衣做飯，言官大臣罵完這個，就會罵下一個。所以，當他們足夠壯大之後，攻擊的矛頭將不再是死去的張居正，或是活著的申時行，而是至高無上的皇帝。

對言官和大臣們而言，萬曆確實有被罵的理由。

自從萬曆十五年（1587）起，萬曆就不怎麼上朝了，經常是“偶有微疾”，開始還真是“偶有”，後來就變成常有，“微疾”也逐漸變成“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總而言之，大臣們是越來越少見到他了。

必須說明的是，萬曆是不上朝，卻並非不上班，事情還是要辦，就好比說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單位，改在家裡辦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見幾個人外，也沒什麼不同，後世一說到這位仁兄，總是什麼幾十年不幹活之類，這要麼是無意的誤解，要麼是有意的汙衊。

在中國當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風險也大，屁股上坐的那個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個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懷疑主義者，見誰懷疑誰，今天這裡搞陰謀，明天那裡鬧叛亂，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懸，幾天不看公文，沒準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萬曆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他是一個權力慾望極強，工於心計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實，卻無人察覺背後隱藏的奧秘：

在他之前，有許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費盡心力，日子過得極其辛苦，卻依然是腦袋不保，而他幾十年不上朝，誰都不見，卻依然能夠控制群臣，你說這人厲不厲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這些的，在他們的世界觀裡，皇帝不但要辦事，還要上班，哪怕屁事沒有，你也得坐在那，這才叫皇帝。

萬曆自然不幹，他不幹的表現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幹，他們不幹的表現就是不斷上奏疏。此後的幾十年裡，他們一直在幹同樣的事情。

萬曆十四年（1586）十月，這場長達三十餘年的戰爭正式拉開序幕。

當時的萬曆，基本上還屬於上朝族，只是偶爾罷工而已，就這樣，也沒躲過去。

第一個上書的，是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按說第一個不該是他，因為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級別又低，平時也不和皇帝見面。

但這一切並不妨礙他上書提意見，他之所以不滿，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盧洪春是一個很負責的人，發現皇帝不怎麼來太廟，又聽說近期經常消極怠工，便上書希望皇帝改正。

本來是個挺正常的事，卻被他搞得不正常。因為這位盧先生除了研究禮儀外，還學過醫，有學問在身上，不顯實在對不起自己，於是發揮專業特長，寫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覽。

第二天，申時行奉命去見萬曆，剛進去，就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