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和地下工作者發來的一切有關胡宗南的情報，分析胡宗南進攻延安的兵力配備和部署。

3月8日，延安各界在南門外大操場舉行保衛延安萬人大會。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在會上發表講話，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保衛延安，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彭德懷在講話時，習慣地揮動著粗壯的右臂。當他以洪亮的聲音說到：11年前紅軍和敵人是一與二十之比，我們打了勝仗，現在我們要打勝仗，將來還要打勝仗！“胡宗南的35個團有很大可能被消滅在這裡。……那時恐怕我們要打到西安去了。”萬名幹部、群眾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和口號聲。

會後，彭德懷即赴延安南邊金盆灣至鄜縣（今富縣）一線的主要防禦地帶觀察地形，檢查工事，和前線指揮員研究作戰方案。彭德懷對重要防禦地段的每一片山林，每一條小路，每一個山口崾峴　①　都認真察看一遍，對擔任金盆灣重要防禦陣地的教導旅的團以上指揮員說：我們面對的敵人是強大的，要準備打硬仗，打惡仗。

3月10日晚，胡宗南到洛川召開旅以上軍官會議，宣佈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成立了前進指揮所。胡宗南對眾將領說：領袖授命我們進攻延安，徹底摧毀共產黨的根據地，大家要不負領袖重託，奮勇作戰，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說：三日之內佔延安，只要佔了延安，共軍就得過河。

兩日後，胡宗南以近百架飛機對延安及附近地區狂轟濫炸。同時以其第一和第二十九兩個整編軍（6個整編師，15個旅）共14萬餘兵力，由董釗、劉戡率領，分左右兩路從洛川宜川之線出動，採用鉗形攻勢直撲延安。

當時陝甘寧邊區的部隊，除抗戰後期從晉察冀調來的教導旅和由太行調來的新編第四旅外，第一縱隊（轄三五八旅、獨立第一旅）及正在西渡的第二縱隊（轄三五九旅、獨立第四旅）都是從晉綏軍區調來的。全部野戰軍僅6個旅，2。6萬多人，與國民黨軍的25萬兵力之比約為1∶10；加上地方兵團警備第一旅和第三旅，也只有3萬多人，約為1∶8。不僅兵力處於絕對劣勢，而且武器裝備差，槍炮少，彈藥奇缺。陝甘寧邊區只有150多萬人口，土地貧瘠，野戰軍的兵員補充和物資供應都極為困難。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了敵我情況後，確定基本的作戰方針是：誘敵深入，必要時放棄延安，與敵在延安以北的山區周旋，陷敵於十分疲憊、十分缺糧之困境，然後抓住有利戰機，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逐批加以消滅，鉗制胡宗南集團主力於陝北戰場，以利解放軍在其他戰場打擊與消滅敵人，收復失地。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部署，教導旅及警三旅第七團共5000餘人，在富縣、臨真鎮以北地區，採取機動防禦抗擊進犯之敵。張宗遜第一縱隊為右防禦兵團，新四旅為預備隊，位於富縣西南地區待機。防禦部隊在“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口號的鼓舞下，從3月13日起，依託既設陣地，交替掩護，節節抗擊進攻之敵，並不斷實施反擊。經過6天激戰，予敵重創。部隊在完成掩護黨政軍領導機關轉移和群眾疏散的任務後，於3月19日主動撤出延安。撤離延安前，毛澤東對保衛延安的部隊指揮員說：“敵人佔領延安絕不是他們的勝利，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要向戰士們講清撤出延安的道理。”“告訴大家，少則一年，多則兩年，我們還要回延安來的。”

延安保衛戰的日日夜夜，是西北戰場處於極端困難的時刻。胡宗南的十幾萬兵力，利用其優勢裝備，氣勢洶洶地殺向邊區。至3月16日已突破我防禦部隊的第一線陣地。延安處在敵人重兵壓境的危急情勢之中。要拖住胡宗南集團，保衛陝甘寧邊區，進而解放大西北，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強有力的指揮員來統率邊區的部隊。毛澤東選中了彭德懷。

3月16日，中央軍委釋出命令：邊區各兵團及一切部隊，“自三月十七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勳同志指揮”。彭德懷乃出任西北野戰兵團統帥，直接指揮西北戰場上的野戰部隊作戰。

根據軍委命令，以張宗遜、廖漢生的第一縱隊、王震的第二縱隊和羅元發的教導旅、張賢約的新四旅，組成西北野戰兵團（7月31日定名為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勳任副政委。和彭德懷一起受命的習仲勳，當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他長期在西北地區工作，深諳陝甘寧地理民情，與邊區幹部和群眾有密切聯絡。

陝北戰場的戰況，關係著中共中央的安危，牽動著全國的戰局。彭德懷受命於陝北危難之際，不難想象，他肩上的擔子該有多重。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