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茜和陳國棟認識的時間並不長，加在一起也不過兩年吧？可他在廣播學院已經幹了十幾年。她總算聽明白了，那老太婆並不是他的老師，只不過是當年的同事。似乎她去廣播學院的時間比他還要早，後來退休離開了。她似乎當過陳國棟的領導，或者帶過他。即便如此，倒退十年她也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她和陳國棟之間不可能有任何浪漫故事可言。可為什麼陳國棟如此熱衷於對她評頭論足，而沈老師見著陳國棟也那麼的熱情洋溢？

辭別沈老師後他們終於找到了回家的路。此刻商業街兩旁的路燈亮起來了。李茜說：“原來你認識她啊。”陳國棟說：“沒錯，我就怕碰見她。”李茜說：“我看你也不對勁。在學校的時候她是不是給你穿過小鞋？”“那倒沒有。”陳國棟說。

十年前，他可比現在年輕多了，而沈老師已經是一個老太婆雖然沒有現在這麼老。她是他們的教研組長，對他不算刻薄也不算寬容。她就是她那種人，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大學副教授。陳國棟對她從無過高的希望，客氣有餘，也懶得多想。他和校方的衝突不是針對她的，甚至也不必透過她。他直接和她上面的一級甚至兩級幹上了。那時候他還愛好文學（大學時代遺留下來的壞習慣之一），以為只要一愛好文學，特別是自己也寫一點東西就可以在平庸的人群中顯得有那麼一點不同了。所以那時候他還寫作、投稿，偶爾也發表一到兩篇（首），雖說在學校裡無人知道這個秘密，但懷揣著它還是感到沉甸甸的，有某種隱秘的快樂和價值感。終有一天，《青年詩人》雜誌社每年一度的改稿會議向陳國棟發出了邀請，會期十天，經過討論修改的作品也將在《青年詩人》上刊出。陳國棟向學校請假，未獲批准。本來這個秘密的暴露已經是夠難堪的了，加上他們的刁難和嘲弄，陳國棟憤怒了。他衝進會議室，將正在開會的學院的頭頭腦腦們大罵一通。他們想，你反正走不成了，被罵一通也無所謂。況且他們的這個關於徵地擴建學校的會開得令人頭昏腦漲，正好打岔休息一下。他就像小丑一樣地又跳又蹦，罵罵咧咧，說出的話既文又酸，不時還夾雜著突兀的俚語粗話。雖然他說得又多又快，聲音又大，時間也長，但基本上仍屬於失語狀態。誰都不清楚他都說了些什麼，包括他自己。他們只知道他的憤怒，他也同樣明白，自己的憤怒，還有羞恥，那豔麗的紅色塗遍了他的全身，他的臉頰、脖子、雙手的關節。他們調戲他、捉弄他，始終溫文爾雅，爭相表現領導的風度。他們沒有制止他，或通知保衛處來人將他弄出去。這樣一鬧，倒是驚動了與小會議室毗鄰的財會科和宣傳處，門外的走廊上開始有了圍觀的群眾。那些不明真相的群眾似乎對他的表現還充滿敬意呢。也許是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才不得不把他弄出去了。陳國棟本人巴不得這樣，他已累得精疲力竭。第二天他還是去外地開那個改稿會了。在衝撞領導以前他已託朋友開好了肝炎病假。假條用一封掛號信寄往學校，以防校方賴賬。這當然是大大出乎他們意料的。開會歸來陳國棟繼續歇他的病假，校方覺得受到了戲弄。要是陳國棟沒走成的話，受戲弄的定然是他反正你走不成了，氣得越厲害就越是可笑。沒想到陳國棟大罵一通後人還是走了，他們不是白捱罵了嗎？況且有那麼多的群眾圍觀，影響非常不好，叫他們今後怎麼再展開工作啊？他們派人去陳國棟開出病假的醫院進行了調查，因陳國棟早有準備，校方無功而返。隨後他們組織了各級領導，以探病為名來到陳國棟家。他們帶來了眾多的水果罐頭和麥乳精，陳國棟照收不誤，但就是不肯服輸。

前湖飯局（4）

他們說：“如果你是領導，你會怎麼辦？我們來向你討教啊。”

陳國棟說：“如果你們是我，你們會怎麼辦？”

他們說：“那也沒有什麼，向領導說明真相，賠個不是也就完了。”

陳國棟說：“那不行。”

幾乎每天都有來做說服工作的，他們的目的就是讓陳國棟向學校領導認個錯賠個禮。陳國棟為自己的重要性感到迷惑不解，為這件事（賠禮道歉）於校方的至關重要而傷透腦筋。他不過是一名普通教師，所講的這門課（哲學）也非學校的專業課程，甚至是可有可無的。為使他低頭、說一句服軟的話他們竟不惜代價。水果送了四五箱，領導同事探病總計不下五十人次了。陳國棟的住處與學校位於城市東西兩端，一段時間以來學校專撥了兩輛車中的一輛往返於兩地之間，運送探病和做思想工作的人，兼捎品種單一的慰問品。在陳國棟的印象中，自己的病成了一段時期以來學校工作的重點，其艱鉅性一點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