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提前的，而在於它是遲到的。　俄國革命是戰爭的產物，由此決定了它的性質。　在革命中存在的不幸的事件，都是在戰爭中已經發生過的。　在俄羅斯，整個世紀都在準備革命，用各種型別的革命運動作準備。不過、直接的革命卻是沒有準備好的。　君主專制制度與其說是被推翻的，不如說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潰的。　我記得，在二月革命前的一個月，在我的家裡坐著一個孟什維克和一個布林什維克，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們在一起討論俄國革命和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的可能性。　孟什維克說，這是可能的，大概要過２０年，不會再早。　而布林什維克說，要過５０年，不會再早。　與其說布林什維克準備了革命的轉變，不如說他們利用了革命的轉變。我一直感受的不僅是革命的宿命性質，而且是它的否定一切的開端。　當我們看到革命中的真理時，還需要說明這一切。在臨近革命的幾年裡，在莫斯科舉行了一些不公開的社會集會，這些集會的參加者有知識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但已沒有極端分子。　有比較中間的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比較左的立憲民主黨人。Ｅ。　庫斯柯娃和Ｃ。　布洛柯諾維契是中心。Ａ。　彼特列索夫有時與維拉。　查蘇里奇一起出席。布林什維克的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諾夫不止一次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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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世界３４２

過（他後來編輯《訊息報》）。我積極地參加了這些集會，有時甚至擔任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這些人（都是革命學派或者反對派學說的代表）都感到處於自發的、宿命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對於這種力量他們不能按自己的意識進行控制和指導。通常，我完全感覺不到自己與這個團體能溶為一體，有時我甚至主動地說，我是歧異的和疏遠的。　在二月革命期間，我也沒有感覺到和任何團體的任何聯絡的需要。　當革命爆發時，我感到自己是異已的和不需要的。　我體驗到了更大的孤獨。　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臨時政府中竭力往上爬，並輕易地變成了達官，這使我十分反感。　思想的扭曲——我的生活中最受折磨的現象之一，現在在戰敗之後的法國我也觀察到這個現象。　在二月“熱愛自由的”革命中很多人已經與我發生了衝突。在１９１７年那個可怕的夏天我內在地感覺到了最糟的事情。　我參加了那時的大多數大會，在會上我一直感到非常痛苦，而且強烈地感受到布林什維克力量在增強。　我完全意識到，革命不會停留在二月階段，不會停留在不流血的和熱愛自由的階段。　這是如此的奇怪：在十月變革以後的蘇維埃時期，我的內在感受比１９１７年夏秋時要好。當時我已經體驗到內心的震動，思考事件對我的意義，開始表現出較高的積極性，讀了很多的報告、講話，寫了很多東西，進行爭論，在作家協會里很活躍，著手建立“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學院”。

當俄國軍隊從前線潰敗時我感到很沉重。大約我身上的傳統感覺突然發生了，這種感覺與這一情況有關：我屬於軍人家庭，我的先輩是英雄的勳章獲得者。　在一段時間裡我很激動，甚至準備聲援我一般是與之格格不入的舊軍隊的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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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自我認識

軍們。　在這以後，我產生了大的深化過程，我體驗的事件更加是精神性的。　我意識到，俄羅斯正透過布林什維克的經驗來進行體驗，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俄羅斯民族的內在命運的因素，是它的存在主義辯證法。　不能恢復到布林什維克革命以前，所有的復辟企圖都是無力的和有害的，即使是恢復二月革命的原則。　可能的僅僅是在經歷了痛苦的體驗之後把運動推向前進，可能的僅僅是黑格爾意義下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揚棄）。不過，這種深化了的意識並不意味著我接受了布林什維克的政權。　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我還在調整過於感情化而精神性不足的情緒。　不知什麼緣故，我在一個短時期裡被邀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的成員，在那個被稱為“預備議會”裡，我感到十分的不適應和愚蠢，我在那裡看到了革命的俄國的全部色調，那裡有很多的老相識，看到那些過去受迫害的、處於地下狀態或僑居國外的人們在政權中起新的作用，我感到很苦惱。　我一直厭惡所有的政權。　我有好戰情緒，不想和某些老相識打招呼，因此我站在了所有這些人之外。１９１８年初我寫了《不平等的哲學》這本書，我並不喜歡這本書，認為它包含了很多不正確的東西，沒有表述出我的真正思想。　一些人為這書本指責我，另一些人則因我“放棄”了這本書的思想而指責我。　但是，應當說，在這本充滿激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