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新書的出版能否對此有所幫助。　我的思想是很動力學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這種動力性中。　然而，人們理解靜力學思想比較容易。　我的系統推論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較差，這妨礙了對我的客體化的中心哲學思想（它與我的存在主義體驗相聯絡）的理解。　在我這裡能找到與當代某些哲學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貝斯，特別是伯麥的聯絡點，按哲學的形式來說我與巴德爾有親緣關係，雖然我和許多人都有分歧。我與基爾克果認識的很晚，只是在一點上與我們相像，

①這本書已經寫完並在構思新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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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３６３

即主張個體的反對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們簡直是敵對的。無論何時，無論對誰，我都沒有感到真正的同源，雖然經常在尋找並且準備對此加以誇張（我現在想到的是Ｊ。伯麥）。有時我對自己提出問題：我對未來的一代能有完全的瞭解嗎？

我是一定時代的人，體驗著一定時代的矛盾和鬥爭，同時又與時代對立而面向未來。　人在自身中承負著特殊的世界，很難被其他人所瞭解。　對人來說，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並需要努力的。　儘管我的思想足夠豐富，但並沒有很清晰地解決這個問題。　有時感到我的人的世界與其他人的人的世界並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並不相像。　總的說，最能理解的，是最陳腐的，消卻了個體性、抽象的——一般的東西。　需要致力的偉大任務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個體化的、原本的、唯一的東西中去理解。　這是那被稱作存在主義哲學（它越出了一般解釋的、客體化的、社會化的認識的界限）的困難任務。　還有，我的最後的最重要的體驗，很多人應當發現但在任何自傳裡都不可能描述的，這就是死亡的體驗。　我的書就在這種思考中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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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９４７年的補充

１９４７年是我因俄國而備受折磨的一年。我與蘇俄的關係是真正的悲劇，並且人們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鬥爭之後，蘇俄所產生的程序遠不是人們所指望的。自由沒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馬託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產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辯證唯物主義依然是佔統治地位的國家世界觀。　在任何情況下，共產黨的統治集團都用它的標準校正雜誌和報紙。　雜誌使人感到非常艱難。　對東正教會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幾乎給它提供了特權的地位。　但是，教會生活的範圍是受限制的，而且教會的自由並不意味著思想的自由。　在俄國，宗教運動有無可懷疑的增長，在俄國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強的。　由於革命與戰爭所經歷的體驗，在俄國人民內部產生了很重要的精神過程，這個過程還不能自我揭示出來。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會中，在高等的教會等級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復到１６和１７世紀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為拯救個人以達永恒生命的獨特的宗教。　俄羅斯關於社會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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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５６３

基督教的新的創造時代的宗教思想的課題是沒有的。　這種教會的保守方向正是蘇維埃政權所鼓勵的。　民族感情的增長可能是得到讚許的。　但是，存在著民族主義的危險，而民族主義會代替俄羅斯的普濟主義和俄羅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樣，全面發展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也使人厭惡。　與此相聯絡，最使我苦惱的是最後兩年裡在僑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決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無條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敵視它，排斥革命後俄國的一切。　然而，對俄羅斯人民的態度，對革命在人民的歷史命運中的意義的態度，對蘇維埃制度的態度，和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對國家政權的態度並不能等同起來。　我可以承認革命和革命的社會成果的積極意義，可以在蘇維埃原則本身中看到很多肯定的東西，可以相信俄羅斯民族的偉大群眾，同時，對現實的蘇維埃政權我又可以作很多的批判，對意識形態的專政我可以是不可調和的敵人。　我像以前一樣，在僑民中是很孤獨的人。　當正統的東正教決定把自己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建立於這樣的基本原則，即“如果不是由於上帝，那麼也就沒有政權”之上時，使我特別地厭惡。　帕夫爾的話有著歷史的意義，而沒有宗教的意義。　這些話是教會被奴役、奴顏婢膝的根源。　我對在蘇俄產生的很多事物（我很好地瞭解其中所有醜陋的東西）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