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防是被匪徒搶劫、逼迫得無地偷安了，才辦起來的。我們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會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團，而是仗恃無匪必須使大家行動起來，不說使民眾武力化，也應使武力民眾化！”

一場全民肅匪運動序幕拉開了。

熊明甫這位副局長萬萬沒想到，一介書生意氣的盧作孚剛來北碚不多日，就在猶如一團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塊巨石，激起沖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這位新來的局長：“多少年的隱患，你一來就沒了，我徹底服了。”

“這才是一個開頭啊！”盧作孚道，“要肅清土匪，一要寓兵於民，二要化匪為民。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為上，殺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勵自新。還得稽查奸究，就必須認真調查和登記戶口；要防止流氓的產生，以杜絕匪源，必須禁絕賭場、煙館。真正做到長期無匪，不產生新匪徒，還需從各方入手，來它個斬草除根！”

盧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這就是我的鄉村建設理想。”

盧作孚為北碚的鄉村建設營構著一個“現代中國的縮影”。他在《鄉村建設》中寫道；

“建設的意義是說：今天以前沒有舉辦的事情，把它舉辦起來。這是好多鄉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為他們驟然見著今天以前沒有舉辦過的事情，他們不會明白這事情的意義。鄉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設事業，而且不願有，深怕有建設的事業；不但是無知識的人們是這樣，尤其是那些在鄉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權力很大的人是這樣。因為他們另有經營的事業，是他們向來把持著經營的。

“第一便是賭博，賭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店子，唱戲，酬客，一年大鬧一兩個月，是他們的面子。你要在場上去辦一樁什麼建設事業，絕對找不出一文錢來。他們卻是每天可以有上千塊錢以上的輸贏，每年有上萬塊錢以上的戲錢、席錢的開支

“我們要提倡的事業意義卻不同，在消極方面是要減輕人民的苦痛，在積極方面是要增進人民的幸福。怎樣減輕苦痛呢？是要他們少些騷擾，少些病痛，少些天災，少些強力的壓迫，少些不應該有的負擔。怎麼樣增進幸福呢？是要他們多些收穫，多些壽數，多些知識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給，多些娛樂的機會。”

盧作孚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社會的背景，更認準認清了北碚的真面目。他將北碚匪患的癥結歸於鄉村建設不力。

每每盜匪問題是起於鄉村，不起於城市，在歷史上只聽說盜匪滿山，

不容易遇著盜匪滿城。盜匪一起，發生了鄉村的治安問題，鄉村地位之重

要，就此更可證明。鄉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過問利害切身的鄉村問題，

便完全讓土豪劣紳專橫；自然，他們更不肯過問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國家

的政治問題，便完全讓軍閥專橫。一個鄉村問題放大起來，便是國家的問

題。鄉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證明了。

盧作孚不改教育救國初衷，認為“鄉村第一重要的建設事業是教育”，其後是經濟、交通。治安、衛生、自治等方面的建設。

楊繼仁和唐文光先生評價道：“縱觀盧作孚一生，他以畢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鄉村建設、實業（主要是航運），這三件大事緊密相連，互相影響，都具有重大意義，構成了盧作孚生命的三部曲。”

1927年夏天，對於劉湘來說，再也沒有什麼好的訊息令他慰藉的了。盧作孚在北碚推行的鄉村運動，很快就傳遍了全川。這對於偏僻、保守、落後的四川來說，無異於一部新的神話的誕生。誰不知道北碚是個四不管、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的窮山惡水之地。僅僅因了一個盧作孚，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是不是一部“盧作孚神話”。

劉湘派秘書去看看。秘書很快就回來了。他的秘書一五一十地向他彙報說——

街道很寬，也很清淨。匪患基本上肅清。見不到煙館、賭場、妓院。民眾精神振作。每個方面看起來都井井有條。

“他靠什麼將北碚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建設成這模樣？”劉湘不解。

“靠人。盧作孚認為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鄉村建設的第一需要，需要一群立志改革和獻身建設事業的人。盧作孚先生的理論是：現代是由現代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形成的，而現代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又都是由人們協力經營起來的，人都是訓練起來的。他對於人的訓練提出了三個要求：第一是要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