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是我們家唯一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羨慕。

房間時早就關掉了燈，大姐在另一張床上問：“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兒去了？爸爸說你中午就不見了。”

“上學去了。”我睜開眼睛回答。心想，你不是同樣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著我似的。我本來平躺，這時就用背對著二姐。

“你沒有去上學，我曉得。”大姐說。

“那還來問我做啥子？”我輕聲咕噥了一句。

2

三哥是長子，在家裡很霸道，父母寵他，他也認為該受寵。他十五歲時，街上所有同齡的少年，都抓了個紅衛兵袖章戴著，就他幸運地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從北京回來的那個夜晚，象變魔術一樣，從身後抓出幾顆玻璃紙包的水果糖，把當時年齡還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給迷住了。

從1980年夏天開始，他就在和父母鬧彆扭。這陣子，他正在樓下房間裡向母親發脾氣，四姐的事是起因。母親說他不顧家，白養了他。為了脫離開家，不和父母五哥擠在樓下房間裡睡，他就跟街上一個姑娘神速結婚，當了人家的上門女婿，事後才告訴父母。“你的媳婦，從不叫我一聲媽，”母親說。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從屋裡跨到堂屋說：“反正我們從小長到大都未靠過你們當父母的。”他扔下這話就蹬蹬蹬走了。

閣樓裡的三位姐姐聽見了，都未作聲。

三哥從未與家人提起他在鄉下的經歷，也不提回城後在宜賓輪船分公司扛包當裝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說出來的。

七十年代中後期知青開始回城，分配工作時領導開後門越發猖狂無忌：有後臺的分到辦公室，行了賄的分到船上學技術，無權無勢的統統當裝卸工。三哥他們一批青年裝卸工，鬧了一場罷工。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人有此權。領導一看見“鬧事”，就趕忙打電話，讓保衛人員和公安局趕來準備抓“為首的反革命分子”。罷工的青年們逮住了領導收賄的實證。文革後期慣用高壓手段的領導，見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採勸和平解決”。罷工總算有了結果：青年裝卸隊全體人員，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長江上游通航的頭一站躉船當水手，這是父親曾徑下放走船的航線。他明白自己受到了處罰。三哥咬著牙在那兒一干就是六年，憑著他自己四處貼尋人對調單位的手寫張貼，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歲時才回到了重慶，在一個水運隊躉船當水手。

最早插隊的大姐，曾遠行它鄉的三哥，挑磚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認為不必與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幫不了他們，反倒使他們倍受欺壓。雖然母親送他們下鄉當知青時，都愁腸寸斷地流淚。我的姐姐哥哥，還有我，我們因年齡的逐步增長也都明白這樣的處境：怎麼闖也闖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麼命，子女也是什麼命。

3

四川麻辣火鍋，本是全國聞名，經過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鍋又重新給重慶添了驕傲的色香味：千變萬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於火鍋，不分炎熱的夏天，還是細雨紛揚綿綿不盡的春天，不管寒冬，還是秋晨，任何時候，包括夜裡3點鐘，任何場合，包括小巷子裡陰森的小店，或堂堂氣派的大餐館。

院子裡人在擺龍門陣時說，街上館子裡的火鍋，看看不得了，吃起來絕對不如以前純粹的辣辣麻麻。

這話有道理，那時，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個沒有新衣爆竹雞鴨魚的年過得難以忘記。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兩層襪子也冷得直跺腳。大姐從巫山農村回來，一家人圍著小鐵爐子在屋裡。吃的是白水蘿蔔青菜火鍋，有點肉，早被撈盡，星星點點的油飄浮在滾燙的鍋裡。

父親說，菜沒了，讓四妹去洗菠菜來燙。

四姐說，讓六六去。

母親同意，叫我去。她讓我洗菜時不要多用水，卻要專心。我答應著，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廚房掏洗。

大姐燙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裡，即刻吐在碗裡，連聲叫有沙。

三哥站起來說，“去，重洗。”

大姐問：“你是不是說話了？”

我搖搖頭。

“肯定說了，”四姐嘴裡有菜，含含糊糊地說：“她經常一個人對牆壁說話。”

母親說：“難怪你洗的菠菜不乾淨。”

我一時未回過神來，他們一齊大笑起來。我反應過來，說，“我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