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起初同意赫魯曉夫報告的結論，但隨著黨與黨的分歧的日益強化，後來對“二十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就由支援轉成為譴責。兩種中國黨的機關報刊《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共同發表的文章也許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對斯大林的態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對於這樣一個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問題，事前不同兄弟黨商量，事後又要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接著，文章作出了這樣的結論：“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歷史的客觀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確地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必須保衛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衛他所捍衛過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瞾矈矞矠這種論調的立場是保守的，但確實提出了論據。當然，也還有人作出了別的反應。

１９７９年，在斯大林誕辰１００週年時，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書，詳盡地描述了他與這位“人民領袖”五次會晤的經過。書中並沒有提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為何不喜歡蘇共“二十大”決議的論據，卻只是十分氣憤地、感情衝動地表示對譴責領袖至上這種思想本身感到不高興。霍查寫道：“赫魯曉夫及其同謀者在他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秘密’報告，往斯大林身上潑髒水，企圖用最令人厭惡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貶低他。”瞾矈矟矠

事實上，每一個共產黨都是用各自的方式來“消化”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所作的報告的。有人震驚，有人迷惘，但理論思考活躍了，有人對過去的經驗進行反思，也有人變節了，這一切都與渴望在政治和社會活動中來一次革新與出現一些新的形式同時產生了。所有這些對莫斯科“二十大”上所發生事件作出的極為矛盾的反響已成為現實。我想，赫魯曉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會產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後果。

赫魯曉夫和已經死去的“領袖”的幽靈終於成了１５００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宮的這個場面會立即在全球範圍內擴充套件開來。在這個舞臺上，社會主義各種觀念之間展開了長期鬥爭（這種鬥爭至今尚未結束）。一方面，是正統的、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強制的、不妥協的、單維的，為了思想的勝利，甚至不惜去證明犯罪也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則是民主的、人道的，觀念上是多維化的，它出於這樣一個原則，即認為只有依靠“純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產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於這種觀念，才有各種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歷史性妥協與共存。當然，赫魯曉夫還沒有今天我們所獲得的那種概念的觀點。但我敢說，如果不把新思維僅僅歸之為當前對核世界嚴酷現實的認識，而看成是對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作原則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須說，赫魯曉夫已稍稍開啟了社會主義世界通向今日還被某些人當作邪說的精神財富的大門。赫魯曉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錯誤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鏡”中一樣反映了當前時代最複雜的矛盾。斯大林簡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驚人的荒謬於一身的超級大師。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說，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雖然沒有完成當時已經開始的事業，但畢竟使我們不僅有可能理解時代，而且有可能深入瞭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過頭來看看別爾嘉耶夫，他也許比別的許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歷史哲學的奧秘。人們正是依靠這種歷史哲學才能透過萬古長青的生活三稜鏡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謎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對它們有所瞭解。別爾嘉耶夫寫道：“每個人按其內在的本性來說，都是一個大世界，也是一種微觀世界，其中反映並存在著整個現實世界和全部偉大的歷史事實。”瞾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時間的層次，試圖理解一去不返的東西，也就同時有可能看到你想為之畫像的那個人的思想、意志和熱情的結果，時而是非常微弱的、時而是大喊大叫的“痕跡”。“發掘”往昔的、已經不再喧囂的、可怕的東西的遺物對此會有所幫助。斯大林主義的遺物需要長時間地加以認識。有時，除了分析具體事實，我還不得不求助於歷史哲學的方法，這種歷史哲學在這裡就像是向後看的“預言”。人們只有理解了過去，才能作出面向未來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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