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著，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書，不會行動，那樣就會變成教條了”。或許是因為陳毅、葉劍英的講話較為直率、尖刻，針對性較強；而徐向前的講話多少與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氣候”相一致吧。會後不久，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慫恿、支援下，大街上公開刷出“陳、葉講話必須批判”的大標語，而徐向前則被任命為“全軍文革組長”。

不錯，徐向前的確在一些政治問題上表現出“滯後”反應，但這種“滯後”反應說到底只是他求同存異，忍辱求全的一種策略，是他與人為善、避免矛盾的長者風度的一種表現，而且在一些關鍵時刻，他也決不是任人擺佈的。

中央紅軍北上之後，張國燾召開另立中央的會議時，有人示意要徐向前發言，他坐在一個角落裡，表情嚴肅，“吧嗒吧嗒”地猛抽菸，一言不發。紛繁複雜的黨內鬥爭，使他心裡亂如麻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時理不出頭緒，只好用沉默來對待這一切。

會後，張國燾找他談話，他明確表示不贊成張國燾的做法。他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

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有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徐向前仗義執言，張國燾無言以對。他不擅權術，對張國燾的許多行為感到難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發牢騷、注重實幹，張國燾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沒敢對他下毒手。

對於“肅反”，他雖然感到“糊塗”，但還是據理力爭，保護了陳錫聯、陳海松、周希漢等同志。但對張國燾想要蓄意謀害的“異己”分子，他卻無能為力。反三路圍攻大肅反時，張國燾的主要予頭是指向小河口會議期間批評過他的曾中生、曠繼勳、餘篤三等一批領導骨幹。徐向前聽說曾中生被捕的訊息後，極為震驚，打電話問陳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麼根據？我對曾中生是瞭解的，黨中央也瞭解他，絕對不是反革命，不能這樣對待他！”陳昌浩支吉搪塞說：“這是張主席決定的，不過是‘審查審查’罷了。”並於長征途中將曾中生秘密殺害了。

“肅反”開始，徐向前還能參加一些會議，還有某些發言權，隨著運動的深入，保衛局抓人越來越多，徐向前在會上提出不同意見，引起了張國燾的不滿，後來就乾脆只讓他負責部隊訓練和作戰指揮。徐向前意識到對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個僻靜的廟宇、祠堂，作為臨時指揮所，把地圖掛好，專心瞭解敵情，分析情況，部署作戰行動。畢竟張國燾是中央派來的，又留過學，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說不願徹底懷疑張國燾的所做所為，他只能自卑於自己的不能理解。“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圓內方”的普遍心理特徵使他自我壓抑，他養成了充耳不聞的習慣。曾中生、曠繼勳等曾作過他的上級的高階將領的無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願做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還很多，他只好裝聾作啞，埋頭於具體工作。陳昌浩和聶榮臻談話，他雖在場，卻如“徐庶進曹營”，原因不言自明。這不是簡單的“儲存實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實在是事出無奈。

張國燾不但不許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軍事上也一意孤行，處處牽制他，以致置紅軍於被動的地位，使身為總指揮的徐向前幾乎成了軍委主席張國燾手中的一個棋子。有一次，為了一個戰術問題，徐向前在電話裡和張國燾講了五、六個小時，硬是講不通，最後，張國燾竟不耐煩地喝問：“你們聽不聽我的意見？聽，就按我的意見人，不聽就算了。”這樣，徐向前和陳昌浩只好按張國燾的意見辦，結果部隊勞而無功。

不久，張國燾又故技重演。放下電話，徐向前直嘆氣，說：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塊‘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邊的李先念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們往哪裡打，就往那裡打，我們聽總指揮的！”徐向前說：

“好！我們來了機斷專行，這回就是犯了錯誤也不聽他的，錯了我負責！”當即集合兵力，經過苦戰，打了勝仗，取得反六路圍攻的勝利。類似的“反抗”，在徐向前來說，並不多。這不是因為他天性“隨和”，而是嚴酷的戰爭環境要求軍人絕對服從。他不僅這樣要求下級，也這樣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從，不理解的也要服從。他非常看重革命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