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枱」，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併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枱，原不是什麼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後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聖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嘗打工有年。今日臺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黨人中，唯一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鉅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鉅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鉅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後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於「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只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瞭。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為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只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只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它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象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牴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