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堂堂中國軍人，豈能託庇外人？真是有傷國體，烏可為者！”

但由此卻受到了啟發，他終於困獸猶鬥似的決定狗急跳牆便給隱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個電話，口氣很粗地說：

“我已準備把軍隊開進天津租界，乾脆引起各國插手干涉，讓狗日的也沒好果子吃！”

老謀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規勸道：“你是中國最優秀的軍人，何苦要惹出國際爭端還是先上別處休息幾天吧！”

吳佩孚聽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這條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駐津司令官親自前來見他，勸其離津另謀新策。日本人剛走，美國駐屯軍司令又來勸他快走，否則就有生擒的危險這位美國人頭腦很靈活，似乎摸透了他愛面子的心理。話剛說完就讓站長給專列掛上機車，然後向他敬禮道：“我算給你送行”吳佩孚就這樣逃到了塘沽，當他登上軍艦，在極目遠眺仰天發出一陣獰笑後，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將軍馮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這位出生貧寒有蘇俄傾向的北方軍人，還真做成了幾件大事。先是果斷地將宣統皇帝驅逐出了故宮，按理都民國了，還保留一個小朝廷確實是個諷刺。從歷史意義上講，馮玉祥的舉動未嘗不是革命。但胡適不高興了，也許他舊情仍在，就站出來譴責馮玉祥驅逐孤兒寡母，簡直是東方式的野蠻。正像他的弟子後來說的，胡適是個一輩子趕著寫檄文、發宣言、貼標語的忙人。他的這一舉動自然引來許多非議，連一些溫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書華也寫信表示反對。而剛在去年應詔出任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終於隨溥儀離開了宮幃。他眼見幼主受辱而坐視無策，先一氣辭去了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一職。從此終日在憂患中悶悶不樂，此時的他已有自殺之心，只是因家人嚴視護理而得以倖免。

馮玉祥又在政變後的第三天，召開軍政會議，決定先由黃郭暫組攝政內閣過渡，他自己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仰慕孫中山，中山先生對他也竭力爭取，還親自送他一部手書的《建國大綱》。按馮玉祥的設想，將來的政府應由孫主政，段祺瑞主軍。而段祺瑞和張作霖因當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為全國輿論所迫，也故作姿態地電請孫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計。

孫中山就這樣邁出了北上的不歸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這天，發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重申要召開國民會議，謀求中國的和平統一和建設之路，並向黨內同志發誓：“對外要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要消滅軍閥勢力，使民治之基礎不可動搖。”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一行終於從海上繞道日本抵達天津。因旅途勞累，當晚肝病復發，只得留津診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國內局勢急轉直下，張作霖背信棄義，不顧向馮玉祥立下的諾言，把大批奉軍源源不斷地開進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國民軍擠了出去。又向馮施加壓力，迫使其不得不與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來當上臨時執政，搶先控制了北京政權。他這樣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讓毫無兵權的段祺瑞做擋箭牌，先對付孫中山和馮玉祥，再為自己將來執政作過渡。所以當孫中山在天津上門拜訪時，他故意擺出一副大軍閥的樣子，態度非常傲慢。孫中山下車後，只見公館前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張作霖自己不出來，只讓張學良在外迎接。進門後在客廳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談話時，見孫中山說：“此次直奉之戰，賴貴軍之力，擊破吳佩孚，實為可賀可喜呵！”他故意仰起頭，裝出不高興的樣子說：“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為賀？”有意讓客人難堪。然而孫中山畢竟是大人物，雖然為了顧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計較，但那種凜然正氣，還是令他有所收斂。幾天後，他終於回訪了孫中山，還公然勸他放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見孫中山不悅，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關於國家大計，當敬聽孫先生的指示。”

馮玉祥已完全失勢，段、張一聯手，他只得受排擠離開北京，以養病為由進山去不久又通電取消國民軍名義，自行解除總司令職務。所以當孫中山北上後，兩人甚至連一面都沒有見上。段祺瑞又趁孫高燒不退，一時難以抵京之際，於12月6日至書外國使團，宣稱繼續尊重以往與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又悍然公佈善後會議條約，並派許世英抓緊籌備，公開與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唱對臺戲。為了試探這邊的態度，他還假意派許世英、葉恭綽前來迎接孫中山。孫中山在病榻前厲聲怒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