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國的教育是窮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學生會發起平民夜校，啟明又和王光祈等人辦工讀互助團，都反映了大家為探索改造中國之路所作的可貴努力，這種精神是值得稱頌的。豫才，這次回京後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現了同一期你的隨筆和《藥》，覺得守常是把你當作主義派而《每週評論》上胡適和守常的論戰我也拜讀了，看樣子《新青年》營壘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國，各種主義和思潮都將登臺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將面臨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覺得守常和仲甫已明顯蘇俄化，他們是想發動政治革命而玄同、半農、尹默還在搞學術革命，適之也開始高談政治了，但著力點還在文學和學術上。豫才、啟明，從本意上講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內江，散夥，不知你們有何高見”

周氏兄弟對視一笑，魯迅呷了一口酒說：“在‘問題和主義’的爭論中，我是不反對過激主義的。”

他又點燃了煙，低頭抽了起來。記得在李大釗編的那期“專號”裡，他曾熱情地讚美過十月革命，在雜感中寫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而那篇小說《藥》是寫革命者夏瑜的，這個孤獨的精神的戰士，為著民眾戰鬥，卻在死後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藥》寫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氣，他在鋪紙蘸墨時，總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靈在腦中迴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過人的大槐樹，連魯迅自己也感到文中瀰漫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他是應李大釗之約而寫的，他預感到對方會感興趣。果然，李大釗從魯迅的小說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國民的愚昧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他視《藥》為主義派，當即將文章收進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

魯迅沉思著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說：“儘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氣魄，但對中國的政治革命卻很迷惘。我心中總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場革命的陰影，拂不散當日本人刺殺中國人時，我們的國民卻擁在邊上看熱鬧的印象。我始終要懷疑，喜歡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幾眼。‘五四’那天，孫伏園跑來大講了一通他們火燒趙家樓的情景，我卻一點激動不起來。因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無知和熱情做犧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還是用筆來揭露這吃人的社會，來揭示國民靈魂的病根，並儘量翻譯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但我從來不反對革命，因為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得不遷就有武力的軍閥和政客。而要依靠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國只會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贊同地點了下頭，這就是魯迅的性格，一針見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讓人幾乎喘不過氣來。

他的目光透過窗外，落在魯迅手栽的兩株丁香上。對了，豫才是喜歡丁香的。他的心裡總是鬱結著一種丁香般難以排解的惆悵。

3

早春二月的一個傍晚，朝陽門內駛來一輛騾車。管城門的警察，見車內是位病人，車把上坐著位河北口音的賬房先生，便揮揮手放行騾車乘著暮靄的遮掩，朝天津方向疾駛而去。

當騾車駛出一段路程後，那位頭戴氈帽，穿著油跡斑斑棉襖的病人，按捺不住地大笑起來：

“守常，我們脫險了！”

前面那位攜帶賬本，好似年關前下鄉收賬的生意人，果然是李大釗。見他一把脫下禮帽，也迴轉身吁了口長氣：

“仲甫，剛才我真捏了一把汗呢！”

事情還得從陳獨秀說起。前不久，他應章士釗之邀，神不知鬼不覺地去了趟上海。不料中途又因胡適介紹去漢口演講，沒想到報紙將他到武漢的過啟用動公佈了出來。他是受監控之人，立即驚動了北京警察廳。當時吳炳湘已經下臺，警察廳決定在他回京時逮捕他，罪名是違反了保釋戒約。

陳獨秀是2月7日從武漢大智門乘車回京的，他什麼也不知道，下車後徑直回了家，結果遇上了一位警察。警察盤查了幾句，就慌里慌張地走陳獨秀越想越不對勁，和高君曼一商量，趕緊離開了家。他出門後先上了胡適處，見那裡人雜，又掉頭跑到李大釗家裡。

一進門，李大釗和高一涵就驚叫起來：

“啊呀，你可來了！沒有回家吧？”

李大釗上前接過他手上的小皮箱，轉身關上了門。

原來他倆見風聲不妙，又得知他今日回京，早派人去車站等候結果人多沒有接上，正在著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