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又說不出一二三呢，只能照貓畫虎，做得不倫不類。其實從秦開始，華夏政制便走向了另外一條路。秦之前的周朝，華夏社會是社會主導型，也就是整個國家的重心在下而不是上。而自從秦始皇確立‘天下事無大xiǎo皆決於上’的統治原則之後，華夏建立起了以君主為首、以官員為體的政制，變成了以君主為首的皇帝主導型社會。”

劉浩然的話有點部分大家聽得不是很明白，但是眾人都在努力地去理解，他們從前面這些讓人無比震撼的話中已經聞出味道，不管此前皇帝推行的多少新政，估計加在起來也沒有這次來得讓震驚。

“可惜歷朝歷代皇帝都沒有意識到為君者深意所在，故君也者，為天下人辦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驕奢yín縱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yù為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

“以君為本，以官為體，整個社會被分成了兩大部分，一邊是官，一邊是民，被分為士、農、工、商。民中士是官的預備隊，也是民中唯一能夠向官轉換的少數一群人，屬於官這個利益群體的附屬，商，為了保證自身安全和利益，多依附於官，成為皇權官體的附屬，工則如同奴隸一般，而最辛苦的是農民，他們直接面對的是打著皇帝的旗號、代表**皇權的各級官吏，處於絕對的劣勢地位，從來就只有義務而沒有任何權利，只能‘聽天由命’。前朝歷代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處於官府和農民之間起一種‘緩衝’作用，或者有某種法律或制度可以起到保護xiǎo農利益的作用。”

“前朝歷代，在**高壓統治下，各級官吏打著‘聖旨’、‘上諭’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徵稅，徵收多少全憑一時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能力，對納稅農民亦不承擔任何法律和道義上的責任，徵稅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維護**制度。所以，**下的賦稅徵收實際上是毫無限制和毫無限度的。前宋田賦徵收‘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錢較絹，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這就是徵稅權毫無限制的結果。”

“而我朝新立之後，為了避免前朝歷代弊端，輕農賦重商稅，因為商稅是以間接方式被官府徵收，不會與百姓發生直接關係，以減輕前朝歷代官府直接面對農戶的稅收方式帶來的危害。可是我們有些官員不明白其中道理，卻是倒施逆行，偷逃商稅，擬重農賦。”

劉浩然話剛說出來，胡惟庸有點坐立不安，但是他依然強支jīng神，在他看來，自己是勝社的核心骨幹，而勝社是皇帝最依仗的力量，所以他認為皇帝陛下還不會重責自己，頂多像以前把自己遠遷偏地為官。

“其實站在某種立場上，這些官員所作所為沒有錯，因為從前朝歷代而言，自秦建立皇權**政制後，反對以法治國，反對權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權力，主張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強有力的、壓倒一切的政治權力。其一切政治主張幾乎都是從皇帝自身及其所領導的最高統治集團的需要出發，維護的是皇帝的的sī利和官僚系統的既得利益。”

“在前朝歷代中，整個國家不得不用有限的資源來養活一個職能上越來越不受限制、規模上越來越龐大的官府，這個無限擴張的官府彙集了大量的財富，不管是地主還是商人，他們都只是官府或者是皇室和官員集團的附屬而已。因此，對於前朝歷代的個人來說，當一名官府官員比從事任何職業都要來得穩妥可靠。於是，百姓便會想盡辦法擠入官員的行列，‘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一職數官，一官數職’。文人讀書目的是做官，商人經商賺錢是為了捐官，xiǎo官鑽營取巧是為了做更大的官，眾人活著就是為了做官，就必須一生圍著官轉來轉去，由此形成全民xìng的‘官文化’。不管是哪個朝代，官文化一旦形成，是很難再用別的文化取代的，而該朝也會向一條不歸路走去。”

“為什麼？因為民眾以至士大夫階層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也不再擁有任何政治、經濟權利，人們統統成為徹頭徹尾的奴隸，成為官的奴隸。他們為了官可以勾心鬥角，卻不顧公利和sī利之分；可以為了官綏靖求全，全然不顧國家和百姓的利益。”

劉浩然說到這裡，不由長嘆了一口氣，還有話他不方便在朝堂會議中說出來，民眾以至士大夫階層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成為官的奴隸，這都是皇帝和其高層集團為了保證自己利益搗鼓出來的。皇帝就是用官這個充滿yòuhuò的東西來吸引民眾，尤其是掌握文明和知識的學子文人，讓他們為了官sī鬥不已，沒有心思去“篡位奪權”，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