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混亂中，天皇和他的顧問們決定放棄從大正時期開始的政黨內閣的嘗試。在木戶和牧野的建議下，裕仁完全支援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體系，不再支援議會的兩個主要保守政黨的內閣制。議會政黨的活動仍在繼續，但宮廷派已放棄了向以選出代表為基礎的政黨內閣託付立憲制的方法。海陸軍領導人宣誓不再透過政變方式來攫取政治權力，而是將注意力轉到恢復各自軍隊的紀律上面。軍方停止了擴充套件政治權力，這給了宮廷派一個重整旗鼓的機會、使其得以任用一個反政變的內閣首腦。

犬養被暗殺次日，其他閣僚辭職，宮廷派開始著手商選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樣，他們把與事件無關的西園寺招進宮來，以便在釋出天皇決定時讓他來做天皇的代理人。從前連決議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現在卻不同了。5月19日，鈴木侍從長交給西園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戶起草的信，上書裕仁關於選任下屆首相的“希望”。

第二部分：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

裕仁的第一個“希望”是，“首相應該是一個人品高尚者”，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學識顧問、漢學家安岡正篤的思想。當時，安岡成立了“國維會”，主張讓“新官僚”佔據政治權力中樞。按照他的觀點，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實官員比實現皇室利益的機構更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國體”免遭被國內運動分裂與推翻。保衛皇權的有效方法就是培養完全效忠於天皇的得力人士。在這點上，裕仁與20世紀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脈相承。

裕仁的第二條希望——“革除當前政治弊端，整肅陸海軍軍紀，主要取決於首相的人格如何”——表達了他的關心所在，即要將這兩個最重要的任務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則反映了他對兩個主要保守黨派輪流坐莊的不滿，因為輪換總是帶來政策的變化。對自己的大元帥權威受到侵害一點，裕仁沒有責怪反亂的將校軍官，而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以政黨為基礎的內閣。與軍隊的叛亂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議會政黨，他要透過削弱政黨內閣的權力——這本來是一項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來加強天皇的權力。

與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練的齊藤實海軍大將作為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堅強值得信任的官僚。這些人將成為“新官僚”。他們沒有需要效忠黨派政治之憂，擁有與天皇共同的價值觀和目標，將透過服侍裕仁來為國奉仕。正如明治時期天皇和官僚緊密配合的那樣。現在必須恢復這種合作，包括任命激進的改革派的獨裁官僚來輔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選擇“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慮之內，這條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樞密院副議長平沼騏一郎。身為反民主主義的右翼壓力集團“國本社”總裁同時又處於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張修改明治憲法。他希望自己組閣，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援。他在樞密院、軍部和民間的右翼組織中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動家們早就為平沼入選宮廷官僚四處活動。因此，不要說西園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們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對平沼。

然而在1932年，對於幾乎所有的日本人來說，“法西斯”一詞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義大利。因此，裕仁對“法西斯”的否定可能來自於（如增田所推測的）這樣一個信念，即，任何批評他的近臣、希望改變明治憲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讓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個人絕對忠誠且順從，那麼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並不重要，只要這位法西斯主義者反對政變，天皇就會滿意。有一個事例可以證明這一點。兩年後，裕仁對陸軍提出的中心概念“國防國家”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即使這個詞來自納粹德國，意味著要按一條完全不同於明治國家的路線進行國家重組。

“維護明治憲法”也是天皇的一個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憲法的極為有用之處——該憲法既沒有規範權力的運用也沒有保護日本民眾有限的自由和權利。他當然不能允許這樣的憲法被修改，因為它早已合法地、“立憲地”實現了他和權力精英們所希望的幾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統治。

裕仁最後一條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國際和平”的基礎上。這並不是對華盛頓條約體系的肯定，而是指維護新的、從侵略中產生的“滿洲國”建國後的現狀。儘管“帝國”剛剛吞併了新的領土，但在經濟上仍要依賴於它主要的批評者和競爭敵手英美列強。這種情況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與英美髮生新的摩擦。因此，對“滿洲國”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