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秦東經過幾番思量決定採用明朝萬曆朝的張居正改革的《考成法》，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改革，而且它的作用即使在後世二十一世紀也深深影響了世人。

張居正的《考成法》的主要內容有兩條：“第一，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第二，　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說起來很簡單，比如一個知縣。每年開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錄成冊，自己留一份，內閣那裡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對。如果發現哪件事情你沒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東西準備去守城門吧。如果你到了城門口依然如此，對你的處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捲鋪蓋滾蛋為止。

考成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年底考核制度和效績考核制度，年初的時候制定當年的績效目標，年終的時候對年度績效目標進行總結，凡是未完成績效目標的——即績效評估不合格的。一律降職處理，這完全符合我們現在的績效管理理論啊！

張居正之所以選擇考成法作為他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是基於這樣一種現實：“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　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在成也。”“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

張居正認為朝廷頒發的法令、章程，案牘勞神，不可謂不多；“置郵而傳之四方”，不可謂不及時，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員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看過之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後，便進入另一衙門歸檔。在這種情況下，你提出再好的改革方案，又有何用？所以張居正推出了考成法對大明王朝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

考成法明確規定：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其實嘉靖、隆慶年間，也都做出過一些限制，但最後都變成廢紙一張。為什麼呢？沒抓落實。張居正首先從自己做起。他的兒子回江陵應試，自己僱車，他的父親過生日，他吩咐僕人揹著壽禮，騎驢回去祝壽；萬曆八年，他的次弟張居謙病重，回家鄉調理，保定巡撫張滷發出勘合，居正給退了回去。甘肅巡撫侯東萊的兒子擅行馳驛，被言官彈劾，其子的官蔭被革去。考成法的威力，於此可見一斑。

在財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績最為顯著。考成法實行以後，規定徵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按御史聽糾，府、州、縣官聽調。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級官員不得不為開源節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據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一百五十萬兩，支出四百多萬兩，財政赤字一百五十萬兩；在考成法實施三年之後，庫存銀達七百零三萬兩，每年正常開支三百九十餘萬兩，尚有盈餘三百萬兩，京師地區的存糧可支七八年，這是怎樣輝煌的成就！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張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內閣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麼誰控制六閣？大約應該是皇帝。誰控制皇帝呢？沒人控制皇帝。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們提出依法治國，這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我們也看到，雖然法令、法規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況下，是有法不依，是權大於法；雖然制定了不少決策、決議，但往往只落實在會議室裡，落實到了紙上，而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落實到結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強決策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實，抓執法。

在張居正推出考成法之後，成績斐然，萬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撫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計237件，撫按諸臣54人。鳳陽巡撫王宗沐、巡按張更化，廣東巡按張守約，浙江巡按肖廩，以未完成事件數量太多而罰停俸三月。　萬曆四年（1576年），朝廷規定，地方官徵賦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山東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員，因地方官徵賦不足九成受到降級處分，而山東2名，河南9名官員受革職處分。

在張居正整個當政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