湧上門來。不過，由於世界上的製造商紛紛湧上中國大地，中國實際上在吸納大部分外國直接投資。然而，中國並沒有實行法治，而且透明度很低，控制甚嚴，銀行體系的脆弱程度也僅次於日本。正如世界銀行在《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那份研究報告中所指出的，事實上，東亞國家遵循的是一套成功的準則，這套準則由日本首倡，與全球化的標準原則罕有相像之處。它要求強制實行高儲蓄率（例如，新加坡把每個工人將近一半的工資作為福利備用基金），抑制國內消費，對外國直接投資提出技術轉讓條件，政府幹預資本分配，保護大部分國內市場，並強調以出口帶動增長。

但是，縱令用了這套準則，面對中國現象是否能成功，也還是值得懷疑。按照過去的模式，發展中國家起步時都生產服裝之類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然後再一步步搞比較複雜的生產。可是中國既能生產低端的，也能生產高階的，而且還能在兩端都成為低成本生產商。這樣一來，留給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餘地就很少了。

讓全球化切實可行

技術的發展可以縮短時間和距離，全球化在此推動下是不可遏止的，這已成為一種現實。不過，這話以前早就有人說過。1910年，諾爾曼·安吉爾寫過一本，名曰《大幻想》。該書宣稱戰爭已成為過去，因為當時的全球經濟是那麼相互協調。一戰結束後，世界竟然花了六十多年才重新達到了它1911年所享有的全球化水平。全球化這次若要暢行無阻，就必須從實際出發，不講意識形態，處理好我上面著重提到的抱怨和不協調做法。單純號召實行自由貿易和開放是不夠的。人們並不是仇恨美國領導的全球化，事實上，即便沒有數十億，也有數億人喜歡它。但是，它要想繼續存在下去，就必須廣泛而公正地普及開來，同時還要敏銳地看到許多不同社會的社會與政治需要。

“97”大崩潰

“金融市場竟然讓巴西為進行一場民主選舉付出經濟代價，這似乎不公平。”——巴西駐華盛頓大使魯本斯·巴爾博薩

素帕猜·巴尼巴滴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圓臉膛男子，而今依然保持著昔日當教授時的儒雅風采。離開大學躋身政界後，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上了泰國副總理，現任世貿組織總幹事。2001年10月，他到世貿組織就任前，我們在上海的香格里拉飯店共進過午餐，當時我們都在那裡出席亞太經合會論壇的會議。俯瞰著過往船隻駛過黃浦江外灘的忙碌景象，我們不期彼此都享受了一段往日的回憶。我們兩人20世紀60年代都在鹿特丹住過，可惜，只是無緣相遇。我們試著用已經生疏的荷蘭語聊了起來（他比我說得好），從中得知他曾被泰國派往鹿特丹大學，師從大名鼎鼎的揚·廷貝亨學習經濟學。返回泰國前，他在那裡連續當了十年教授。我1966至1968年在美國駐鹿特丹領事館擔任副領事。

我們的交談從遙遠的過去轉到最近的情況。換用英語後，他話風一轉，突然變得非常嚴肅起來，談起了最近的經濟發展情況：“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對泰國和東南亞都是毀滅性的。許多人不禁要問，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不是清楚全球化對亞洲的經濟影響。”

素帕猜指的是1996年秋季曼谷發生的一系列事件。20世紀60年代開始於日本，後來發展到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奇蹟，終於在90年代來到了泰國。對東南亞來說，那段時間可謂最興旺發達的時期。冷戰結束後，民主資本主義成了惟一倖存的經濟體系，控制著它所審視的一切。在創造財富的競賽中，它完全超過了共產主義。“全球化”——國家經濟與公司實體在全球基礎上透過貿易與跨國投資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成了新的口號。日本的大前見一等作家寫的暢銷書在為新的“無國界世界”大唱讚歌。在無國界世界中，標在地圖上的國境線變得毫無意義，各國政府最大的職能是說服世界上對公司有控制權的人將資金投到他們國家，然後便走開，別再干預了。關於通向未來之路，在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一些知名大學的權威人士中普遍形成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後來被稱為“華盛頓一致意見”。湯姆·弗裡德曼為之冠之以“金緊身衣”之後，這一觀點就廣泛傳播開了。這一方案要求平衡預算，降低稅收，資本、貨物和服務自由流通，實行私有化，撤消管制，保護財產權，尤其是智慧財產權，政府要小，對利率的限制要放寬。據認為，以上措施的實施，將會帶來繁榮，並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由此帶來民主化，而民主化又會帶來穩定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