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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開會之程式：（一）奏樂，（二）主席宣佈開會，（三）奏樂，（四）全體靜默五分鐘致哀，（五）奏樂讀祭文，（六）各團體代表報告及演說，（七）奏樂，（八）提案，（九）攝影閉會。

“（丙）開會之情形：下午一時開會，各團體代表及來賓不下數千於人，陳X毅為主席，相繼演說者有死難者之家屬李逸，燕大代表崔某，gmd中央委員韓麟符等，均演說四小時之久，語極沉痛，在場者無不下淚。及後議決提案三條……”（《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P97…98，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從上述程式和現場情況來看，段祺瑞根本就沒有出現在悼念大會上，更別說什麼“當眾長跪不起”了。

綜上所述，無論是慘案發生當天，還是五天後的悼念大會，段祺瑞都沒有出現，因此，段祺瑞“長跪不起”的傳言完全不可信。

除了“下跪”的傳聞外，關於段祺瑞因為“三一八”慘案立誓終身吃素的訊息也頻頻出現在媒體上，上引《炎黃春秋》杜婉華文章中便有此種說法：

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始終沒動搖，直到臨終。

有關此事，散木先生曾撰寫《段祺瑞的“吃齋唸佛”》一文予以澄清，指明“1920年7月，段祺瑞兵敗之後，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壽街，從此吃齋唸佛，這與他對慘案的懺悔並無關係”，但文章並沒有清楚說明這種說法的出處。據查，這種說法出自王楚卿《段祺瑞公館見聞》：

“1920年終於發生了直皖戰爭……戰事結束後……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於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壽街……自從來到天津之後，老段開始吃齋唸佛，起來。他原來一向是單開伙食，不和家裡人一同進餐的，現在他開始吃素，家裡面仍舊吃葷，請客時也用葷席，他自己專備兩三樣菜。……他在家裡闢了一間佛堂，清晨起來，焚香誦經，成為他照例的功課，後來一直堅持下去，始終未有改變。”（王楚卿《段祺瑞公館見聞》，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

王楚卿常年跟隨段祺瑞，當時在段府“號房”做事，後來成為段府總管。他的這些記述至少說明了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前五六年就已經開始吃齋唸佛了。即便段祺瑞病危時拒絕吃葷真有此事，但也不能表明與“三一八”慘案有任何關係。

第三種稱頌段祺瑞的說法是說其一生清廉，沒有房產，全靠租房度日等，比如《人民論壇》2011年第15期刊載中國人民大學中X共X黨史系教授、博導何虎生的文章《另面段祺瑞：“六不總理”一生無房產》中說：

“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這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政客中是絕無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著房子生活……為了減少開銷，段祺瑞在英租界47號路租了一套費用較少的住宅。喬遷之後，他連平日裡十分喜歡的麻將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饅頭、素菜為主，四季均著布衣。直到後來，除留下繼妻張氏在身邊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減少開銷。家裡時常出現揭不開鍋的窘困局面……”

這段話說的有模有樣，《炎黃春秋》杜婉華的文章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說法。但這一傳言與史實嚴重不合，據段祺瑞的管家王楚卿回憶，段祺瑞在北京東城吉兆衚衕內便有一座很大的私宅：

“北京東直門內南門倉，有塊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經是什麼王侯的府邸，後來荒廢下來，成了一片空地。當段祺瑞在京時便計劃在那裡修建一所公館。那處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磚瓦很多，老段便自己開窯燒磚。有個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築工程，便委託他畫圖監工，在那裡建了一所規模相當宏偉的大公館。這所公館前後有四個大院子，還有若干跨院。在東部有個不大不小的花園，裡面有座小樓。後邊還有座大花園，一進門堆有假山。通後花園有道小河，可以栽種荷花。這所宅子蓋成後，段棋瑞還沒有搬進去，就發生了戰事，失敗後，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裡做寓公去了。這次重回北京，雖然將執政府設在鐵獅子衚衕陸軍部的舊址（今中國人民大學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門倉這所建成而沒有住過的新公館。他的住處在公館的北部，東半邊是馬號，還住有衛隊。那座小樓便成為他個人誦經的靜室。

“修建南門倉公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