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這時候，抗日戰爭雖然剛剛結束不久，而解放戰爭已經全面地鋪開。冰心坐在參政員席上，只覺得無從講話，便只好悶坐在那裡，寫下了不少打油詩。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參政員們，倒都有些熱心過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們就一個接一個地相繼站立起來，每人述說一段所謂的事實，然後就大聲疾呼，主張對共產黨下討伐令。冰心還向她的教授朋友們講述了這樣的一件事實：有一個女參政員竟然走到冰心旁邊，雙手扶著桌子，咄咄逼人地問不發言的冰心：你贊成和平嗎？冰心回答說：你這叫什麼話，豈有中國人不贊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參政員就說：要和平就得雙方進行，光是我們這邊要求停戰，也和平不了……。冰心趕緊打住她，對她說：請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這個樣子站在這裡不好看。由此可見，當時的冰心，雖然身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她對國民黨的政治，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學的教職員會，又在燕園中最美麗的臨湖軒裡舉行了座談討論會，專門邀請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講演，並主持討論有關日本的問題。

謙虛的冰心，首先向同事們表示：自己是以中國代表團職員“眷屬”的身份，跟隨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談不上講日本問題，只說說在日本的見聞。

冰心看到，戰敗國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國內物資極為缺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物資全由國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國、菲律賓、朝鮮、中國出口。除此之外，雖然美國的新聞界常常讚美日本人的合作態度，但是，在冰心看來，日本距離真正的民主化還很遙遠。所謂合作態度，其實只是順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當局提倡民主，允許罷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罷工。而在1947年，聽從美方意見的日本當局忽然禁止罷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罷工。尤其讓冰心不以為然的是：日本婦女的處境，仍然十分悲慘，婦女雜誌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議員訪問冰心，還有一名男議員作陪，由男議員提問，也由男議員作答，女議員不過是個陪襯。針對這種情況，冰心在日本的大學講演時，就提出：一個社會若不尊重女權，就相當於一個人只用一隻腳走路。這種走法，當然是既不快又不穩。而如果日本社會要想民主，要想向前發展，就必須治好另一條腿，讓兩條腿一塊走路才行。冰心在觀察了日本的現狀之後，得到了這樣一條結論，就是：戰敗國的日本，現在只要求重新建設，自給自足，復興民族，決對談不上再侵略別國。將來是否還要侵略，得看以後形勢的發展情況。冰心在國內小住之後，於1948年的6月又返回東京。這次到東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學者倉石武四郎安排的，應日本東方學會東京支部和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的邀請到東京大學講學的。冰心為日本的大學生做了五次講演，為這五次講演作翻譯的就是倉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講演，受到了日本大學生的熱烈歡迎。講演所在的東京大學三十九號大教室裡，擠得水洩不通。聽眾們紛紛提出要求，要把這幾次講演的稿子，印刷出來，結集出版。

於是，倉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來。

他先從研究室的小野澤精一、山井湧、山下龍二三君手裡要來了冰心講演的記錄，並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幫助他作筆記，他邊看這三位同事的記錄稿，邊回憶自己翻譯時的情況，在這位同事的幫助之下，完成了譯成日文的第一稿。倉石武四郎一方面為冰心的文稿進行著翻譯，整理著記錄稿，另方面還要寫作自己的講義，緊張的工作和過度的勞累，終於使他“相當地影響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對自己的文字十分負責任的嚴肅的學者，她要求，在她的講演稿出版之前，讓她自己過過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給冰心過目是沒有用的，這樣，倉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強語言學習為理由，請來了在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科學習的中山時子君，請她把他翻譯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譯還原成中文，然後將這份中文稿拿給冰心來過目。冰心把這份文稿仔細地閱讀過之後，刪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話。雖然倉石武四郎覺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為冰心不願意讓這些話落實在文字上而流傳開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強地同意了。在經過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勞動、過目、翻譯、書寫之後，這份稿子，終於由中國代表團的閻承惠謄寫清楚，於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轉送給了倉石武四郎。倉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這三天，再把由冰心審定的中文原稿改刪譯成日文，然後由他的同事小野澤精一與山井湧兩位謄寫清楚，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