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他，不能用我們這些俗人的標準。他是我一生最敬仰的人。”

父親退休後，1993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新一屆軍委成立。組織上決定任命我為作戰部副部長兼戰役局局長、戰略研究室主任。我考慮再三，給上級寫了報告：“……根據軍官服役條令，我為國家服役已滿三十年，我請求退出現役。”我的大半生都交給了這支軍隊，從普通士兵，直至軍委領導人，他們都融入了我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比對軍隊更熟悉、更讓我留戀的了，但人生似乎還有更值得我去追求和珍惜的東西。軍委首長打電話給我父親說，我們的子弟在部隊的不少，但像張勝這樣從一個兵當起的，怕也是不多的。他在工作中是有建樹的，這次是重用……他執意要走，老首長知道嗎？父親長嘆了一口氣，回答的還是他在我參軍時說的那句話：“人各有志，隨他吧。”

事後，他只問了我一句話：“你不會餓飯吧？”

美國影片《兄弟連》裡有這樣一段對白：Iremembermygrandsonaskedmetheotherday，hesaid：“Grandpa，wereyouaherointhegreatwar﹖”

“No，”Ireplied，“ButIservedinapanyofheroes．”

（有一天我的小孫子問我：“爺爺，你是大戰中的英雄嗎？”我回答：“不……但我與英雄一同服役。”）

被人格魅力所征服的影響將是永恆的。也許，他們那一代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是賦有使命的。仰望夜空，繁星閃爍，哪一顆星會是他呢？我相信，這一代英雄，他們都是天上的星宿，他們曾經下界來，按毛澤東說的：“普度眾生”。現在，他們要回歸了……

我問他想聽點什麼，他雙眼緊閉，沒有任何表情。旁邊的護士說，隨便放點音樂吧，挑點他平時愛聽的。我在錄音機裡放上一盒《長征組歌》，音樂在病床前回蕩：

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

紅軍主力上征途，戰略轉移去遠方。

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

緊緊握住紅軍的手，親人何時返故鄉？

父親睜開了眼睛，我看見，一道光亮從他迷濛的眼裡透出，他聽見了！

我記得和父親改一篇文章，原稿中有一個詞是“老紅軍”。我說，紅軍就是紅軍，幹嗎要加個“老”字？父親說，有沒有這個“老”字，可是不一樣了。過去組織部門有過規定，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前，參加革命的都算是紅軍幹部。但只有參加過長征的紅軍戰士，才能稱“老紅軍”。

父親說：“長征，開始不叫長征。五次圍剿敵人是慢慢包圍主義，我們的根據地縮小了，於是提出集中主力，突出敵人的堡壘圈，在外圍作戰，再打回來。當時我寫過《外線打敵人》，登載在中革軍委辦的《革命與戰爭》上。原打算去湘贛地區同2、6軍團匯合打回來，但湘江一戰，遭到大失敗，只好轉道廣西、貴州……劉少奇是軍團政治部主任，下來了解情況，問部隊有什麼想法，我說就是一個：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裡去？他又問我的想法，我說同樣，不知道要走到哪一天，走到哪裡去。他說：你向部隊解釋，我們是要找一個能建根據地的地方……彭雪楓比我成熟，考慮得多些，他常自言自語地說，要走到哪裡去呢？我說，管他呢，往前走吧……”

父親說蕭克曾經告訴他，說一個出身於英國的瑞士傳教士薄復禮，陰差陽錯地和他們紅6軍團在長征路上走了18個月。我找來薄復禮的回憶，他寫道：他們正年輕，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他們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今天，長征已經成為了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蹟，我們緬懷它，重走長征路，試圖領悟它的意義。父親有他獨特的理解視角：沒有具體的目標，不知道前面等待著他們的是什麼……但這都不重要，因為，他們懷有理想，是信仰的光輝照耀著他們艱難跋涉。

也許，這就是長征留給我們的遺產——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信仰催生使命；而使命激勵他們越過千山萬水，到達心中理想的殿堂。

這或許就是他們承載一切重負和苦難的原動力，他的人生，就像長征。

父親示意拿一張紙來，顫抖地寫了幾個字：“末日到了！”

共產主義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