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由臨沂進至向城。湯恩伯認為“臺兒莊與向城之間，只是魯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並無險阻可以爭取時間”，為了不做日軍炮火下的“大群肉彈”和“保持行動的自由，掌握主動”，又“採取了斷然處置”，把全軍團“一律由內線轉為外線”，讓坂本支隊與瀨谷支隊會師於臺兒莊以東地區。以後，第20軍團各師確實向日軍進行了英勇、堅強的進攻，不過這時已發展為第2集團軍與日軍第10師團瀨谷支隊的戰鬥，這與原來的攻勢防禦計劃有所不同，敵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於是僅能擊潰敵人而不能包圍殲滅敵人。當敵人按自己的退卻計劃撤逃至嶧縣、棗莊地區，既靠攏了主力，又佔領了有利地形，依託工事改為守勢作戰時，再責備傷亡極大的追擊部隊作戰不力、未能消滅敗退殘敵，就未免有苛求之嫌了。

有的評論者認為國民政府軍隊派系複雜，造成了各部隊常常協同不好，這有一定道理。但從軍事角度看，高階將領在作戰指導上缺乏全域性觀念，當為重要因素。事實上，在同為中央嫡系的部隊中也往往發生類似事情。如豫東戰鬥時，正當日軍第14師團陷於第一戰區主力部隊包圍之中、瀕於被殲的關鍵時刻，擔任阻擊第16師團西進的第8軍軍長黃傑無視戰區長官令其死守歸德的命令，擅自率主力撤退，功虧一簣，不僅未能殲滅敵第14師團，反而形成全線大撤退。

另外，臨沂戰鬥中也有缺乏全域性觀念，導致作戰指導喪失戰機的情況。日軍猛攻臨沂，第5戰區速調第133旅及第13軍騎兵團馳援，但此時日軍坂本支隊已停止進攻，奉命率主力增援臺兒莊。作為第５戰區的長官代表、坐鎮臨沂的參謀長徐祖詒也和張自忠、龐炳勳一樣，侷限於考慮臨沂一地情況，對敵人主力並未戰敗而突然脫離戰場的情況既不進行分析判斷，更不進行偵察搜尋，竟以不被攻擊為滿足，致電李宗仁：臨沂之敵自昨晚攻擊受挫，確已向沂河東岸湯頭鎮退卻，現以新到之王旅及湯部騎兵相機追擊，與敵保持接觸。直至4月1日坂本支隊主力出現於向城與第20軍團作戰時，張自忠軍的《戰鬥詳報》還說：“敵之交戰部隊系板垣第5師團之大場42聯隊及鈴木第6聯隊，兵力約七八千人”，“軍之任務為確保臨沂對敵攻擊，勝利殊無把握”，決心佔領陣地防守，仍未覺察敵軍主力去向。蔣介石致電批評張自忠：“臨沂之敵得自由轉用於向城、蘭陵鎮方面，實該軍之恥。”徐祖詒總結說：“軍以下各部隊長均未能明瞭自身戰鬥間的責任，成機械式之行動，惟上級之命是從，故致誤戰機。”話說得都很有道理，不過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在作戰指導上都缺乏全域性和發展的觀念。

二、勝利面前頭腦發熱，導致會戰後期數十萬大軍倉促突圍，幾乎帶來滅頂之災

臺兒莊戰鬥勝利後，中國統帥部對勝利缺乏深入細緻的分析、總結，忽略了中日兩軍總的實力對比，更未對戰局發展的可能前途進行合理的預測，因而或多或少地誇大了臺兒莊勝利的作用。積極向第５戰區增兵，大批軍隊源源不斷地調至徐州附近，企圖“集中所有力量”，乘勢進行一場“確定勝利基礎的戰略性戰役決戰”。這種作戰指導不符合實際，更違背了持久消耗戰的原則。而且不斷將兵力投入第一線，不斷向東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東至郯城南，綿亙300餘里的防禦正面，又未控制強大有力的機動兵力及預備隊並發展為實際上的專守防禦，違背了攻勢防禦的原則。當日軍從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運動並切斷了隴海路時，中國部隊發覺已被包圍，形勢危急，被迫部署數十萬大軍倉促突圍，實施戰略轉移。好在醒悟得較早，若不是在李宗仁等指揮下，未冒險與敵決戰，而跳出日軍的包圍，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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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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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兒莊大捷，中國士兵進入臺北莊的小巷，搜捕日軍殘餘。

它還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教訓，即要客觀冷靜地看待勝利，切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臺兒莊大捷後，部分人高興得過了頭，由樂觀振奮而走向驕躁輕敵，似乎最後的勝利指日可待，“速勝論”亦隨之抬頭。這種錯誤情緒的消極影響，在隨之而來的徐州會戰中暴露無遺。這從反面告訴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欲速則不達，要戰勝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只能打持久戰，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參考文獻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徐州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