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氏稚年時，全家九口被日軍屠殺，只剩下他一個孤兒，幾乎沒受過教育，靠當霸王車司機餬口。不過，一生不忘家人被日軍屠殺之恥，積極推動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他立場堅定，半點不妥協。他說：“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殺光了，誰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殺人償命，日本政府應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賠償！”他一介草莽英雄，到處申怨訴賠，也到處碰壁，瞭解他的人不多，還有人當他是瘋子。

孫氏啟程前往洛杉磯開會前，筆者把整理妥當的資料攜至瓜拉庇勞，那個偏僻之地，寧靜、優雅的山城，真難想象當年的日本軍無孔不入。孫氏見我把資料安排妥貼交他帶去開會，很滿意地讓我上他家，看他匱集的各類雜亂無章的剪報，我只選擇帶回索賠會員的全體名單和表格。實話實說，我當時並無把握能編整合書，但有預感，假若連我們留日的人都無法使這些確鑿的證據和原始資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時，才有面向世界、討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約在1997年、1998年間，我把整理出來的資料裝入八盒的DATA　BANK檔案盒裡，每盒80夾，總計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歷，向一位任職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國友人查問，單打字費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費一萬元新幣以上。我聽後自知無能為力，便暫時擱下。不久，我將此事告知高島，他稍事猶疑後亦搖頭。我心裡很矛盾，希望他搖頭，他若點頭，我反難過。我們新馬人的受害者資料為何不能由我們自己的手出版？

這樣一拖四年過去了，其間孫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單資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沒有人能幫他出版一本簡要冊子。去年我準備與家人遠赴美國，臨行前，怕再也不回來定居，有什麼事要辦妥，方不掛心的走。左右思想，只這部資料集縈繞我心，讓我牽腸掛肚。正在這時，見有人成功申請到“李氏基金”贊助出版經費，引發我躍躍一試，因長期在外國，幾乎不曉得民間有這麼一位大慈善家，當知曉後又懷疑，普通一般申請贊助費，頂多一兩千至數千元不等，而這部大塊頭沒幾萬元，根本無法動工。

眼見馬上要離開島國，暫時顧不了籌款有無著落，先找人編書再說，於是與美國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聯絡，邵先生也是“對日索賠同胞會”四名先驅者之一，他建議先把一部分資料送到南京師範大學，由歷史系教授張連紅鑑定，是否有成書價值。大約兩週後，張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樣本，即刻給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覆，他也認為這些史料很珍貴，有編輯價值，不妨運到南京師範大學，他可以組織一個班子，邊整理邊打字存檔，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談。我就在臨行前夕，將原版資料裝箱，用快遞掛號寄出，完全沒有影印，我們冒了一個大險，我已無從容的時間影印，在郵箱運抵南京之前，我和張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這個階段，我們都未談及費用，書生做事，客客氣氣。在良知的面前，我們已無法推卸責任。

我在華盛頓接到張教授寄來的估價單之後，才正式考慮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請贊助費。贊助金必須匯到一個團體機構再轉賬，南安會館給了我很大的支援，會長林金福先生親自寫推薦信。

皇天不負有心人，大約十日後，李氏基金主席李成義先生覆函來，並付了一張支票，全額負擔出版費！我、我們的努力都沒白費。李氏基金成立於1952年，由樹膠及黃梨園大王、華僑銀行董事李光前所創辦，宗旨在於襄助教育、醫療和慈善機構，公共機構或個人，不問來者背景、種族、宗教和國籍。李光前給基金會定下的宗旨是“為更多人提供學習和受教育機會”。李光前已於1967年謝世。李成義先生是李光前的長子。這個機構數十年來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調，新馬貧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數。史料順利出版，我謹借這個機會代表孫建成和600名受害者及其家屬，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柯冰蓉2003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