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最終還是製造出了布哈林企圖暗算他本人的神話。既然他早就透過偽造歷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列寧的最親密戰友，那麼，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陰謀推翻蘇維埃政權時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僅是列寧一個，而且還有他斯大林。難道還能有別的說法嗎？由於有了上述改變，布哈林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寫。這一次，布哈林被迫簽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滿足於僅僅當個“列寧的親密戰友”。既然對已經繳械的“證人”可以為所欲為，那為什麼不能透過他們的嘴巴，把列寧貶到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黨中央的頂尖人物和蘇維埃政權的首腦呢？顯然，斯大林對這一誘惑是無法抗拒的。為此，作為“證人”之一的原烏克蘭政治保安局局長曼採夫接受了一項“光榮任務”：在按黨的紀律出庭作證時，必須散佈一個由斯大林本人炮製的謊言。

“托洛茨基說過，”曼採夫在法庭上作證說，“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線之機逮捕斯大林我記得他的原話，他當時說：這樣一來，列寧和黨中央就不得不繳械投降！”

被告人和證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時，必須表現出比對列寧更崇敬的感情。不僅曼採夫的發言如此，就連布哈林的陳述也明顯地帶有這種感情。當布哈林在法庭上強調自己無意殺害列寧，只是想將其逮捕之時，國家公訴人維辛斯基問道：

“如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預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會拒捕的。眾所周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是躲避爭執，不是個愛鬧事的人。”

布哈林的這一回答，從布林什維克的立場上看，無異是說：列寧不是個敢於鬥爭的戰士，　缺乏勇敢的個性。　對這種公然貶低列寧的回答，公訴人和法官居然能“寬宏大量”地聽之任之。顯然，他們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們不難想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樣的字眼去說斯大林，將會受到何等粗暴的訓斥。

同其他被告人一樣，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過警告：不得在陳述中夾帶“私貨”，或搞“一語雙關的暗示”；他本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命運不僅取決於他將說些什麼，而且還取決於他怎樣去說。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講的那些話，就可以發現，他在時斷時續的陳述中，極力想讓法庭相信：他不僅要對自己實施的罪行負責，也要為其他被告人的罪行承擔責任，而不管他認不認識這些人。

“我是想說，”布哈林在法庭上說道：“我不僅是反革命機器上的一隻螺絲釘，而且還是反革命領導人之一，所以，作為領導我應承擔比其他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責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寬恕。”

在任何一個名副其實的法庭上，被告人都會使用自我辯護的權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卻是另外一種狀況。當審判長烏爾利赫高聲提示布哈林，說他已經在做自我辯護了的時候，布哈林激動地回答道：

“不，這不是自我辯護。這是自我控訴！我還不曾為自己辯護過一句話！”

布哈林能否保住自己的生命，完全取決於他如何去完成斯大林的指令。但布哈林已經為自己的命運立好了十字架，只是在盡一切力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兒子。在法庭上，他不僅自誣為“最兇惡的法西斯”、“社會主義祖國的叛逆”，甚至還駁斥外國報刊的抨擊，極力為莫斯科審判鬧劇辯護。

與拉狄克和其他一些被告人的作法不同的是，布哈林沒有利用自己那卓越的口才去矇混檢察長和法官，去旁敲側擊地揭露斯大林的審判鬧劇。為了嬌妻和愛子，他不折不扣地繳納了全部贖金，而且，為了保險，他還不遺餘力地為自己的劊子手大唱讚歌：

“真的，全國都在跟隨斯大林前進。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締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領導，已經深入到全國每個人的心中”

然而，並非這些話就可以滿足斯大林的報復欲。對於斯大林來講，生活的樂趣就在於盡情地報復，他捨不得放棄這種樂趣，哪怕就一次

第二十四章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

同布哈林一塊被押上被告席的，還有一位資格很老的布林什維克黨員——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克列斯廷斯基。在蘇維埃政權初期那最艱苦的年月裡，他作為中央書記，幫助列寧解決了許多國家大事。列寧在世時，克列斯廷斯基任財政人民委員，但在國外，他首先是以一個頗有才幹的外交家出名的。他曾作為蘇聯特命全權大使，在德國住了十年，後來回國擔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員，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