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4日：“你再也猜不到我最後完成的畫是什麼樣子的。我這幅畫準備掛在你那張坐臥兩用的長沙發高處的牆上的。它並不是我為你和你母親而已動筆畫過的那張畫。在你母親逝世以後，我實在沒有心思把它接著畫下去。我受個了那種痛失親人的感受，這一點，你肯定能理解。因此，我重新來，畫了一張與前一幅完全不同的畫。它是一幅酪蛋白畫，與油畫類似，而且同樣持久。我已經配了畫框，準備去回紐約時帶給你。我這紐約之行，恐怕科妮還沒有對你提起過。我將把畫帶來（順便說一句，這是一幅印象畫，而不是現實主義的），並來看你和芳拉，再買一些東西，不久見面再談”

1967年8月11日：“今天上午不得不急著寫兩句給你，因為我必須首先讓你和科妮知道我的一條特大新聞，至少對我來說是特大新聞吧。昨天我才知道，到9月1日我就成為一名講師啦。我興奮極了。他們面談了其餘十八個人。我想我一點希望也沒有了。但主任告訴我，在跟我面談以後，他們一致同意，毫無異議。這使我感到自負。我不是很幸運嗎？詳情後敘”

1967年8月24日：“與科妮共度週末，她送我一個電燙髮器。我給她做了一件白色尼龍的印花夏裝。我們給我們的三隻長卷毛狗洗澡打扮。它們很不喜歡。我的那隻唔唔啊啊地直髮牢騷。她的兩隻想咬我們。好玩的事還多著哩。她的彩電和立體聲真妙，但我們仍找時間做遊戲。象平常一樣，每三盤中，她總要贏兩盤。我忙於收拾我那小花園，但又自得其樂。希望你能來看看我的桑橙開花。各式各樣的花朵，多極了。”

1968年11月20日：“一切都很順利，真妙呀。事過三年，我有時仍不能相信我竟如此幸運。每天的事，每一分鐘的事，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你會明白我作為唯一的西碧爾是何等放心，因為在你認識我的時候，我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在1969年6月6日，西碧爾來信說她要代表她的學院來紐約開會。在她呆了十一年的紐約，她同我見了面，但她有時單獨一人在城裡溜達。1969年7月2日，她在來信中講到這次來紐約的情況：“我在街上行走時，許多已近淡忘的記憶又想了起來，但都沒有使我動感情。我只是回想往事，回想當時的感情。但當我重訪那些舊地時，我覺得有些事情並不曾發生在我身上，而是發生在那些化身的身上。這是佩吉·盧來過的服裝店，那是馬西婭和瓦妮莎住過一夜的旅館。在大都會美術館，我同瑪麗安·勒德洛走了個面對面。她一直是維基的朋友。瑪麗安立刻認出了我。我透過維基（如今是我的一部分）也想起了她。我同瑪麗安聊了一會兒，並把她認作我的朋友了。

以後的來信，繼續表達了一個正常人的歡樂情緒。過去的恐懼已經休止。

當然，偶爾也會有一種悲哀的遺憾。1970年5月28日的來信就表達了這一點：“如果沒有那些年的事，我的成就要比現在大得多。但我知道我別無其他道路可走。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曾是一個多重人格患者。

“時間是多麼美妙，因為它永遠在這裡，不會丟失。補習班上有一天發生一件事，你會感興趣。我的一個學生（她是一位教員）生了病，缺了不少課。她算不出自己丟掉了多少時間。‘多塞特小姐，’她問道，‘你曾無法計算你的時間麼？’我開始一怔，後來才恍然大悟。‘是啊，呃，是啊，’我儘量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回答。”

這封來信使我想起我同那些偷竊西碧爾時間的賊直接見面的場合。有一天，我正在西碧爾公寓裡同她一起吃午餐，佩吉·盧自動地現身了。還有那位金髮女郎，是我第一個見到的。威爾伯醫生給西碧爾催眠以後，把我介紹給所有的化身，問他們：如果我要寫這部記實小說的話，他們是否願意同我合作。我從來沒有見過維基，但她彬彬有禮地說：“我認識弗洛拉已很久了。”魯西抱怨：“西碧爾給我們吃的東西太少。”佩吉·盧說：“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寫一本講西碧爾的書。”

當西碧爾在遠方回憶自己曾是一個多重人格患者時，威爾伯醫生卻仍與多重人格患者天天見面，近在眼前。七年中，醫生診斷和治療了六例多重人格——五個女患者，一個男患者。全都沒有進行心理分析，但全都受到心理分析性心理治療和催眠治療。結果，六例患者全都整合了。其中只有一例出現復發，需要第二次整合。

這六例患者的年齡（在威爾伯醫生初診時）小的只有十二歲，大的有三十三歲。兩例是雙重人格，三例是四重人格，一例是七重人格。除了十二歲的那個女孩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