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涉及到了一個經濟界的變數問題，接到我前面的話題，為什麼日本在經濟上升的時候，物資就開始漲價？因為大部分的資源都是被西方的公司控制在手中，石油，黃金，礦產，甚至是糧食，西方的公司利用幾十年來的佈局，將這些影響到我們切身利益的物資大部分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並且他們還掌握著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先進技術，控制住了發展方向，又控制住了基本物資，那麼不論我們在這中間怎麼折騰，我們所創造的每一分財富，都不得不跟西方的公司買單。

“我的加入，猶如一條鯰魚闖入了他們規劃好的魚塘，對於我的這種行為，他們是深惡痛絕的，因為這會影響到他們的收入。但是我們就要任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命運嗎？當然不行！這就需要我們全體的人，共同參與進國際競爭，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我們重蹈日本，東南亞這些國家的覆轍。一紙廣場協議，讓日本衰退十幾年，97年認為的金融危機，將東南亞的國家經濟幾乎搞崩潰，如果按照這個規律，在未來的某一年，也會有一場金融危機等著我們。

“但是我們不是日本這個完全依靠外來物資的島國，我們也不是東南亞這些經濟結構比較單一的小國。我們是一個擁有全世界將近五分之一人口，經濟結構相對穩定的超級大國。所以，我們可能不會面對未來的滅頂之災，即使有損失，也是我們可以承受的。但是我們只能夠被動地等待剝削嗎？”

“不能”臺下的學生們齊聲叫道。

周子夜點了點頭說道：“是的！當然不能，所以內練基本功，睜著眼睛看世界，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學生最應該做的事情。幾年之後，你們同樣也會踏入這個社會，為了生活，四處奔波。同樣，因為我們的專業，我們會比一般人更多地面對與國外公司打交道的機會。那個時候，利用我們的所學，為國家，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是我們永恆的使命。”

他感覺到自己在這方面的話題已經說的夠多了，將話題又收了回來。“參與國際競爭，是一件很簡單，卻也很複雜的事情。簡單的是，即使一頭豬，也能尸位素餐，但是想要具有競爭力，卻需要花費無數的精力和心血，還不一定能夠成功。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對外開放從八十年代初期才開始，私有經濟的發展更是從九十年代才蓬勃發展。可是國外的公司呢？長的發展上百年，短的也發展數十年。他們比我們更具有資本的優勢，技術的優勢，人才的優勢，甚至是規則的優勢。我們想跟對方競爭，那就必須要作為一個好學的學生，認真學習對方的每一點優勢，取長補短，循序漸進，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跟對方競爭。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企業也一直在嘗試走出去，可是結果卻不見得好。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的私營經濟發展緩慢，很少有個人夠實力走出去。所以，最先走出去的一批企業大部分都是國資公司。這些國資公司在走出去的過程裡交了不少的學費，但是效果卻不見得好。很多人都在罵娘，認為這些國企的領導個個蠢不可及，外行領導內行。在這一點上我不會替他們說話，但是我們的責備也屬於是片面性的，因為他們的確也很難。

“國資企業走出國門，首先面對的就是國外公司的恐慌，為什麼？因為國外的公司都是家族制，股份制，簡單的來說，就是私有制。可是我們的國資企業卻是國有制的，首先是制度的不同，使雙方的公司不具有公平的競爭力，這是國外的公司最反感的。遇到國資公司的行動，他們會自覺的聯合起來，進行狙擊，使我們的任何行動都舉步維艱。

“其次呢，就是我們大家常常責怪的外行領導內行，所有的決策都只顧眼前，開始覺得佔了便宜，後來卻發現吃了大虧。可是這些國資公司的笨拙行為一直得不到改善，每次都在交學費，每次卻不長記性，他們可以解釋交學費，但是不能次次交學費吧？！一家小公司，往往還沒有人家的大公司掉頭快，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據我瞭解，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關鍵的幾個原因，一個是職業經理人的缺乏，如今國資公司的管理人，大部分與其說他們是一個生意人，不如說他們是官員。一個是產權的深層原因，賺了得不到多少好處，虧了也不用擔負太大的責任，那我還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我再舉一個例子，東方投資的副總周曉華是我的朋友，我們在新加坡的行動中賺了將近兩億美元，按照國際慣例來說，周曉華最少應該有兩千萬美元到三千萬美元的獎勵，可是最後的結果呢？獎勵了他一百萬人民幣，就這個，最後還被人告黑狀，認為他拿的獎勵太多了。公司的經營不像一個公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