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大幹系，因此，我認為國體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皇帝，而在於權力有沒有制約。不然，何以解釋英、日、德均有皇帝而國富民強，中國也有皇帝偏積貧積弱？”

梁啟超點了點頭，說道：“我當年支援立憲是這個道理，現在還是這個立場，權力，特別是不受制約地權力是萬萬不可取的，沒有監督的權力，最後得到的只能是暴君和腐敗！”

黃興也說道：“中國剛剛實現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變，百姓還沒有擺脫那種皇權至上的觀念，需要一個強力人物來給他們希望，這個強力人物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箇舊時代的代表，又是新時代的第一位先驅。”

楊度又繼續說道：“第三乃是軍隊的歸誰，如果軍隊統屬個人，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這是相當危險的，說不定到時候就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如果當權者野心再大，卻得不到軍隊的支援，那麼法律和法院就能將他制服。軍人應該獨立於政治，不干涉政治方是百姓之福。”

楊士琦說道：“那麼軍人一定要涉政呢？”

不等楊度開口，徐天寶便說道：“那麼他必須辭去軍職，以普通人的身份參與政治。而且辭去軍職之後，五年內不能參加政治活動，以防止軍政勾結。”

隨後，楊士琦、梁啟超等人又各抒己見，在政治、政體上說了很多。隨後，話題又從政治移到了經濟上。

長期掌管北洋財政的梁士詒說道：“革命以來，各地紛紛獨立，雖然名義上擁護中央，但在前清時期規定的解款卻遲遲未到~”梁士詒說道此處頓了頓，看了看王永江，苦笑道：“其中尤以東北為最。鹽稅、郵費、鐵路收入等，統統截留地方。”

徐天寶笑了，他看了看面色有些不悅的王永江，又說道：“那時候不上繳國庫是因為信不過袁世凱，如今是此一時彼一時，東北地方上該上繳的還得上繳。”

王永江這才面色緩和了下來

梁士詒心裡也踏實了，便繼續說道：“政府財政，一般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國家稅收，二是對外貿易。就我國目前來說，稅收中，以田賦最為大頭。田賦歷來自古便是主要稅源，所謂有土斯有財。前清田賦凌亂無章，弊端百出，民國後基本承襲舊制。田賦包括地丁、漕糧、租課、附加四大類共九種，其中以地丁、漕糧為主要稅目。田賦除正額外，還有各種附加，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由於有永不加賦之言，故田賦主體不動，附加節節升高。前清以來，凡是舉辦什麼事情財政緊張，一般都是利用田賦附加籌措抵充地，故而目前附加是正稅地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

徐天寶說道：“一個國家若不能對外掠奪別國百姓，便只能對內剝削本國百姓，如此日甚一日，最後官逼民反，改朝換代。我國自古歷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只知道關起門來刮地皮。你們看洋人，打一次勝仗就得一筆鉅款，所以他們本國的老百姓負擔不重，再加上洋人政府處處為本國百姓撐腰，所以洋人百姓也擁護洋人政府。反觀前清，屢戰屢敗，每敗一次就割地賠款，百姓就收一次盤剝，最後積重難返。所以，我以為，中國要富強，第一是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確保割地賠款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而後再努力發展工商業，狠狠地賺洋人的錢，用洋人的錢來供我們開銷，以減輕百姓的負擔。”

梁啟超笑了，說道：“這倒符合《孫子兵法》就糧於敵的說法，吃敵人一斗糧，等於節省自己十鬥糧。”

眾人又是哈哈大笑

1914年年初的這次政治會議影響深遠，後來的國史編撰者們把這次會議成為“徐黃會議”，這次會議之後，中華民族復興黨和國民黨越走越近，兩黨互相之間的交流日多，隱然有了合併了的趨勢。

304任重道遠

1914年2月初，民國政府釋出了第一部正式憲法，《臨時約法》在經過修改後改名為《中華民國憲法》，成為民國第一大！法，一切與之相悖或者牴觸的法律皆為無效。國家機構設定也發生了變化，該責任內閣製為總統制，總統為國家軍事力量最高指揮官。中央機構設定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設有最高立法機構——國會、最高司法機構——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機構——政務院。地方上的機構也以此為參照，按照省市縣三級分別設有三級地方議會、三級法院和三級市政府；撤銷了原來的陸軍部、海軍部等設定，統統併入國防部等等。

在教育方面，各地的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這些學校以公立學校為主，實行十二年制義務教育。在教育型別上，注重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