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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棉花來說，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棉紡織業都消費印度與中國的原棉，日本和印度還生產粗紗供給中國農村市場。白銀價格的變化將直接影響日元與盧比對中國貨幣的匯率，最終影響到中國的棉花價格和本土棉紡織業。白銀價格下跌，中國從印度、日本進口棉紗或原棉的價格上漲，結果中國棉紗廠得到極大的發展。

機械化的工廠需要龐大的原始資本投入，在當時中國沒有良好的融資渠道，工業企業幾乎沒有一家不向銀行貸款經營，也沒有一家工廠不是依靠銀行信貸資金髮展壯大的。其中尤為著名的是“棉紗大王”榮宗敬和榮德生兩兄弟建立的申新公司，後來的“紅色資本家”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即榮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創時的外來資金是公司自有資本的2倍多，其中80％來自短期貸款和銀行透支。到了大蕭條時期，銀價日賤，銀行有更多的白銀儲備，信貸更是隨之擴張。全國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銀行對外放貸的主要物件便是工業企業。當時最大的私人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對工業企業的貸款佔到貸款總額的1/3，其中66。7％是對棉紡織業的貸款。

那時的中國信用匱乏，銀行並非毫無保留，工業企業一般必須要以自身固定資產作為抵押來向銀行貸款，而銀行則對工廠進行嚴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對申新公司的貸款就對該廠的生產經營與財務加以嚴格監督。申新紗廠生產的棉紗，其提貨單必須要經過銀行蓋章，儲蓄成品的倉庫大門鑰匙要交給銀行掌管，重要賬據和大宗的現金出納要由銀行會計人員來稽核。因此，工業企業一旦失去銀行的支援，就很難維持經營，結果只能倒閉。

由於信貸擴張，從“一戰”一直到1931年，中國經濟都比較景氣。即便在大蕭條時期，中國都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可這種繁榮卻很脆弱。1931年開始，國際市場上的白銀價格開始上漲。在外國市場上，棉花、糧食和生絲等中國商品的價格隨之暴漲，海外市場日益萎縮。反過來，印度、日本等外國生產的原料與成品在中國國內市場的價格優勢卻開始越來越明顯，這導致中國農村經濟日益蕭條。由於經濟的不景氣，中國廣大的內地農村與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內部衝突和混亂之中，各地軍閥割據，關卡林立，賦稅沉重，盜匪橫行，於是大量內地城鄉的白銀有來無回地湧入當時較為安全的上海。農村經濟不振讓主要市場在國內的中國棉紡織工業企業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獨立，在東北市場對國產棉紗和棉布課以重稅，卻對日貨免稅，更讓中國棉紡織工業企業雪上加霜。這很快便給跟這些企業關係緊密的金融機構帶來沉重的財務負擔。

從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倫敦白銀市場的銀價下跌了50。5％，紐約市場下跌了51。1％。這段時期，中國物價上漲了21。2％。大量白銀被投機者透過上海口岸輸送到中國，這些白銀均為投機性資本輸入，一旦有風吹草動隨時都會撤離中國。因此，投機性白銀的輸入只能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劇中國匯率與經濟的不穩定性。

上海房地產泡沫與法幣

國外與中國內地白銀最終都會聚於上海，上海金融機構擁有了充裕的白銀儲備，信貸能力大為提升。但由於工業企業的不景氣，信貸擴張不僅沒有起到振興經濟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產泡沫的產生。

面對中國內地城鄉的蕭條與工業的衰退，投資者開始將資金轉移到上海房地產市場。1924～1929年，上海房地產總價值增加了20億兩白銀，但其中一半的增長都來自於1928～1929年。房地產交易的價值每月至少有100萬兩，最多時可達到1000萬兩。投機造成了房地產泡沫，投機者一旦購置土地進行建設，就會以此作為抵押來購買更多的房地產。

上海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與農村經濟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一些著名的房地產公司打出廣告說：“進口出口均極暗淡，唯有地產一枝獨秀。大量存銀，唯有投資地產最為安全。如君有意，敬請垂詢。積十七年之經驗，服務諮詢，包您滿意。”

很多房地產開發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寬鬆的條件，大量發行債券。1931年，鴉片販子沙遜洋行經營的華懋地產公司發行了總額達30萬兩的債券，年利息率6％。兩年後，華懋公司又發行了1億兩白銀的債券，年利息率毫無變化。債券以房地產公司為後盾。沙遜洋行經營的另一個房地產中央地產公司發行了600萬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