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組織上對提拔幹部、審查干部、培養幹部一定要更進一步謹慎和嚴格。

革命者對黨的這份忠誠昭日可見！這樣的意見，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應當被全黨所重視、所接受。

對塗孝文的問題，敵人方面則覺得此人已“無可救藥”了，惱怒之下，徐遠舉在簽發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殺革命者的名單上也將塗孝文一起列了進去，這樣，塗孝文和陳然、王樸等10人被一同公開“審判”，並押至大坪刑場公開槍殺。據有目擊者回憶，槍殺前，10人都高唱國際歌，高喊“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其中當然也包括塗孝文。一個對革命事業造成巨大危害的共產黨的叛徒，在臨死前卻高喊“共產黨萬歲”，我們既感嘆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又無比欽佩獄中革命者對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轉化能力。

需要特別感嘆的是：當一名忠誠於黨的戰士，何等不易啊！

八

其實在第一章裡，筆者曾經提到過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謂的“公審”中，除了塗孝文外，還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華輔。這位蒲華輔，被捕時任川康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在組織系統上是與川東臨委平行的地下黨組織，白公館和渣滓洞庭洞的難友多為川東臨委組織系統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華輔。蒲華輔被捕後，特務同時抓捕了他的妻子，連同兩個小孩，一家人一起被關押在白公館，未與其他難友同室關押過，其他難友只有在放風時間有可能與他接觸。據《紅巖》作者羅廣斌回憶，難友們與蒲華輔性情上不是很投緣，覺得他對人“不大說話”，“態度一直很矜持”，接觸很少，所以我們掌握的關於蒲華輔言論、思想情況的材料很少。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華輔《被難人士登記表》（檔案號：B674），上面記載了關於他的零星資訊：

姓名：濮正應，化名：蒲華輔；男，36歲；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26年棄舊學入銅梁縣中肄業，1927年加入中共，積極活動，被開除，後入上海中國公學，一年後返銅梁縣中任教，領導該縣土橋事件。1930年於渝被捕，囚3年餘。1937年返縣任教，1939年任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在萬縣工作，下半年又去瀘縣整理組織，1941年起工作於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員會書記。　著作不少，精於地理，被國特收括一空。

在整個“紅巖故事”中出現的幾個叛徒中，蒲華輔的年齡最大，黨齡最長，黨內職務最高。他的叛變經歷類似塗孝文，也屬於“先軟後硬型”。他被捕叛變後，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特務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數十名地下黨員，其中韓子重、齊亮、馬秀英、張學雲、韓秉煬等被送押重慶並殺害。

蒲華輔被捕，是由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而造成的。劉國定叛變不久，就向特務交代認識川康特委負責人，外號叫“鄭眼鏡”，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鄭眼鏡”的真實姓名和住址。當時特務先忙於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及鎮壓華鎣山武裝起義，沒有立即追查這條線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務認為重慶地下黨組織已經被打垮了，決定把破壞活動向川西推進，但苦於找不到進一步深入的線索。一天，特務雷天元與冉益智閒聊時，說到劉國定出賣的“鄭眼鏡”的情況，冉益智馬上說：這個人呀，我認識，我們還一起工作過！“鄭眼鏡”真名叫蒲華輔，本名叫蒲文昶，是銅梁人。特務雷天元一聽眼睛就放光了，因為雷天元也是銅梁人，他早就認識原來叫蒲文昶的蒲華輔，雷天元和蒲華輔還是銅梁縣中學的校友。

真是無巧不成書。有這麼個線索，使徐遠舉興奮不已，當即他飛到成都親自摸底，然後成立了一個“川西特偵組”，並任命劉國定為組長，雷天元為副組長，同時任命另一位叛徒駱安靖為書記員，到成都具體執行破壞川西地下黨組織的任務。徐遠舉的這項特別任命，讓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為他根本不把劉國定放在眼裡，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遠舉報告，所以實際上雷天元才是“特偵組”領導。劉國定解放後交代說：“12月20日前後，徐遠舉由渝來成都，決定派雷天元（二處專員）、駱安靖（叛徒）來成都與我共三人建立一個小組，準備設法破壞成都黨。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駱安靖二人來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偵組，名義上我是組長，雷天元是副組長，駱安靖是書記，實際上雷天元又代表徐遠舉處理一切，怕我不積極，故弄個組長來壓在頭上。”

雷天元到成都後，找到成都的駐地特務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