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僕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傳統儒家君臣關係是完整的互動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係，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係。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想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銓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號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歷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寢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隱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然而事實卻相反，由於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麼，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唸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雍正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於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專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礙的最便捷途徑之一。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製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汙受賄之機，將楊逮捕。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餘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範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汙罪。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眾支出。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汙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透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干”，遂了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心願。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噁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醜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確實虛偽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銓，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乾隆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於下的政治局面，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